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文論的大量引進為我們的文學理論研究提供了新的知識與方法，也製造了一係列新的熱點話題，大大促進了我國學術研究的繁榮與發展，這是思想解放的碩果，值得充分肯定，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同樣不容置疑的是，西方文論本身以及我們對西方文論的選擇與譯介存在的問題也是極為嚴重的。對此我國學界一直缺乏深入反思。值得關注的是，近來張江教授有多篇論文和會議發言專門探討了西方文論存在的問題及其對我國文學理論研究的負麵影響，分析深入細致，見解深刻獨到，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強製闡釋”是張江教授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是對當代西方文論一個具有普遍性的“核心缺陷”的概括。筆者認為，學界有必要就這一提法展開討論。下麵我就圍繞這一概念談點個人的看法，以就教於學界同人。
（一）關於“強製闡釋”問題
所謂“強製闡釋”，用張江教授的話說就是“背離文本話語，消解文學指征，以前在立場和模式，對文本和文學作符合論者主觀意圖和結論的闡釋”[9]。我理解，如果概言之，也就是先有一種理論模式和立場，把文學作品作為證明此一理論合理性與普適性的材料。“強製闡釋”所得出的結論不是對文學作品本身存在的固有意蘊的揭示，而是先在地包含在理論模式與立場之中。這確實是西方文論中存在的一個極為明顯而普遍的問題。特別是在後現代主義思潮浸潤下的各種文化理論，諸如女性主義、後結構主義、解構主義、後殖民主義等更是如此。這些文化理論都有一個預設的理論觀點和立場，麵對任何文學作品都能以不變應萬變，得出符合這一理論預設的結論來。就拿後殖民主義來說，按照這一理論，“東方”不是一種自然的存在，而是一種被西方學者建構起來的話語存在，因此東方學也就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學問，而是西方用以控製、重建和君臨東方的一種方式。這種觀點對不對呢？毫無疑問，這種觀點有其深刻性與合理性。世界的發展是不平衡的，特別是近代以來，西方國家得益於工業革命的強力推動，在各個領域都走在了世界各國的前列，也導致了殖民主義在政治、軍事、經濟等領域的泛濫。那些走在世界前列的帝國也自然而然地成為文化上的優勝者、引領者。在這樣的曆史語境中，落後於世界潮流的國家與民族常常處於“失語”狀態，他們的文化、曆史乃至身份都成為帝國學者們的話語建構的對象。“東方”因此也就不是自主的和獨立的存在，而是為“西方”的存在而存在。後殖民主義理論所揭示的這一情形確實存在著，可以說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因此，如果從非西方中心主義的立場出發來審視東方主義話語，確實可以發現其殖民主義的內核，其理論意義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問題是，是不是一切西方人關於東方的言說都可以納入這種東方主義的框架來闡釋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首先，如果承認世界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因而的確存在發達與不發達、科學與不科學、文明與不文明、衛生與不衛生、合理與不合理、進步與落後等文化差異的話，那麽許多以客觀的或科學的態度對東方社會與文化的書寫就不能簡單視為東方主義話語建構。這裏存在的客觀性是不容置疑的。許多文化人類學家的研究成果都屬於此類。其次，有些西方學者，為了更深入地理解自己的文化而進行東西方文化的比較，力求找出二者各自的特點，進而來說明某些現實問題的形成原因，其關於東方的言說也不能籠統歸之於東方主義，馬克斯·韋伯關於儒教與道教的研究就是如此。最後，西方文化存在著諸多自身問題，而那些以自身文化困境為反思對象的思想家或學者，為自己的文化尋找出路，把目光投向東方，試圖從曆史悠久的東方文化中尋求參照與啟發，他們關於東方文化的言說往往充滿讚譽，對之采取了接受、吸取的態度，目的是借以改造自己的文化，這類言說也不能簡單名之為東方主義話語。雅斯貝爾斯、海德格爾、郝大為、安樂哲、弗朗索瓦·朱利安等許多西方哲學家關於東方哲學的思考都屬於此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