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縱向的曆史進程來看，中國古代的士人階層有一套獨特的思想觀念、人格追求和社會理想。先秦諸子開其端，曆代士人承其續，代代相傳，延綿不絕。這是中國精神文化的主流，是文化的生命，正是它們塑造了中國人的文化性格。中國古代文學價值觀正是這種文化性格的升華。但從橫向的社會狀態來看，則不同時代士人文化又有不同表現形式。社會經濟，政治狀況具體製約著這股文化之流的方向和流速，文學價值觀也隨之呈現不同麵貌。在社會經濟、政治狀況與文化之流中間有一個重要的中介環節，那便是士人的社會心理。社會狀況決定著士人的社會心理，士人社會心理又製約著文化流向，文化流向再呈現為文學價值觀，在特定文學價值觀指導下的文學創作又反過來滿足著士人的心理需求，這就形成了一個社會心理到文學創作再由文學創作到社會心理的循環過程。
所謂社會心理，是指在特定時期人們對各種社會問題的普遍心理傾向。對士人階層而言，共同關心的社會問題，共同承擔的文化觀念，共同的精神追求以及對社會政治問題的相近態度，就構成一個時期士人社會心理的基本內容。下麵我們以漢代為例簡略分析一下時代的社會狀況如何決定士人階層的社會心理，以及這種社會心理如何經由思想觀念的中介而作用於文學價值觀的過程。
秦漢大統一的社會局麵的出現對士人階層發生了極大的觸動，但秦代過於短暫，更加上統治者奉行“以法為教”“以吏為師”的文化教育政策，故此士人階層不可能有什麽作為。漢初倡黃老之術，行無為之治，亦不及進行文化建設。隻是到了漢武帝，由於政權穩定，國力強盛，統治者才開始有所作為。漢武帝的各種政治措施中，有兩項對士人影響至深，一是“興太學、修郊祀”（《漢書·武帝本紀》）。在太學中設五經博士，專門教授《易》《書》《詩》《禮》《春秋》等儒家經典。學生來源主要為中下層官吏和平民子弟。太學生學成後，經過考試後分等級錄用，授以官職。二是進一步完備征辟察舉的選士製度。建元元年武帝下詔命“丞相、禦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侯相，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並警告說：“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舉廉，不勝任也，當免。”（《漢書·武帝本紀》）此後，賢良方正、孝廉、秀才、明經、明法等察舉科目成為士人階層進身仕途的主要門徑。這兩項政治措施產生了兩個明顯結果，一是經學大盛，士人重新燃起治學論道的熱情；二是大大增強了中央政府的凝聚力，激起了士人建功立業的豪情壯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