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士人階層是一個頗為獨特的階層。從其構成來看，在先秦，它是由破落貴族和平民百姓中受到文化教育的人共同組成的。在秦漢以後，士人的主體是中下層地主階級和農、商子弟。從社會地位上來說，士人階層屬於“民”的範圍。《管子·小匡》說：“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嚨，其事亂。是故聖王之處士必於閑燕，處農必就田野，處工必就官府，處商必就市井。”[7]這裏將“士”列為四民之首，可見其與農工商的社會地位相近。又《管子·問》亦雲：“問理園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家……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8]由此可知士人和農民差別並不大，他們也有田產，有的還親自耕種。因此，可以說，士人階層主要是指從農民中分化出來的那部分有文化知識的成員。開始他們並沒有脫離農業生產，隻是隨著社會對士人階層的日益重視，諸侯公卿爭士，養士之風興起，私學也成為普遍的教育形式後，士人才開始脫離體力勞動而專門從事文化教育、出仕、做門客等腦力勞動了。兩漢以後，曆代的士人階層都主要是來自農民（中小地主家庭和一般百姓），因此，從社會地位上來說，士人階層與農民階級有極為密切的關聯。
但是，士之所以為士主要並不在其出身如何，關鍵看他是否有文化知識。因而，何人能夠受教育，如何受教育，受怎樣的教育，對於了解士人階層的思想狀況是至關重要的。
官學是中國古代的主要教育機構。在兩漢以後，官學分為兩大類，第一類是貴族學校，專為皇室、外戚等貴胄子弟而設，如東漢明帝永平九年所設“四姓小侯學”即此類學校。唐代所開設的弘文館，崇文館，宋以後的宗學，均屬此類。這種學校所收人數極少，學生學成後大多由世襲、門蔭而入仕途，他們算不得是士人階層。第二類是太學、國子學以及各級地方政府所設學校。這類學校一般都招收中下層官吏子弟和平民子弟，而平民子弟又往往占據多數。這類學校是農、工、商（主要是農）子弟受教育的主要途徑，也是他們成為士人的主要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