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帝曹丕在談及文學的社會價值時曾說文章是“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看似強調得很厲害，但觀其《典論·論文》，主要篇幅卻是用來闡述文學的個體價值的。這自是由於漢魏之際，文學已開始走向自覺——從兩漢工具主義文學觀中解放出來的緣故。所以真正看重文學社會價值的是漢儒，這集中表現於《毛詩序》中。
《毛詩序》論詩之社會價值可從下列兩個方麵來看。
第一，解詩，即對《詩三百》的意旨之闡釋，其闡釋過程不是客觀尋義式的文本解讀，而是一種主觀性極強的價值賦予。其論《關雎》雲：“《關雎》，後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此言《關雎》借讚美“後妃之德”而教化天下，為夫婦立法則。這無疑是一種價值賦予。又論“二南”雲“《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同樣是賦予詩以它原本所不具有的社會價值。其論詩之“六義”“四始”都完全是同樣的路子。
第二，正麵論述詩之功用。其雲：“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教，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這段話的邏輯是這樣的：詩發生於人之情，情有所動然後發而為詩。人之情又係於社會興衰治亂，故治世有治世之音，亂世有亂世之音，亡國有亡國之音。由於詩反映了社會政治狀況，故而它反過來又有決定社會興衰治亂的功能，先王即借詩的這種功能來進行人倫教化、移風易俗。我們不難看出，這種邏輯是不通的。詩能反映一個時代的興衰治亂，這是完全正確的，但說它因此而能反過來決定國家的興衰治亂就毫無根據了。在《毛詩序》這裏，結果又反過來被看成了原因，犯了由因及果，又由果及因的循環論證錯誤。這種邏輯錯誤反映了漢儒的一種潛動機或政治無意識：由於他們是文化的承擔者，故而就過分誇大了文化對社會現實的影響力，從根本上說，這還是士人救世意識和成為社會價值體係建構者之動機的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