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我們闡述了士人階層的人格衝突是怎樣決定中國古代學術文化之基本結構的，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來考察這種人格衝突在文學創作上的顯現了。
由於士人階層的人格結構由心靈自救與社會拯救兩種傾向所構成，故而儒家士人在特定社會條件和個人境遇之下很容易吸取道家思想，從而引發藏於內心深處的自救意識。同樣，奉行道家學說的士人，在特定情況下，也會產生強烈的救世願望。可以說，“退”與“進”、“仕”與“隱”，自救與救世，在每個時代，每個士人身上都是交織在一起的。他們都有著成為道家與成為儒家兩種可能性的人格基礎。孟子所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由於準確地反映了士人的二重人格，因此成為士人階層普遍接受的信條。“獨善其身”本是修身——營構個體精神價值的意思，但在後世，它就幾乎成了退隱的代名詞了。士人這種二重人格表現在文學創作上，就使文學成為實現自救目的與救世目的的方式。以文學為方式的自救主要是舒泄情感與陶冶性情，這樣既可在精神上超越現實政治，又可以獲得心靈的寧靜與瞬間的愉悅。這種自救方式有著其他方式所不能代替的優點。以文學方式的救世主要是在作品中宣揚一種價值觀念，揚善抑惡，以“美刺”形式來幹預社會政治。作為自救方式的文學植根於士人人格中的自救意識並與學術化、理論化的自救觀念構成某種相通性。由於從整體上看，自救意識主要由道家，特別是莊子之學代表著，因此作為自救方式的文學，在意境上往往與道家精神，特別是莊子逍遙境界相通，而用為救世方式的文學則基本上是奉行儒家思想的，主要表現在倫理教化上。但這隻是從大體上來說，如從具體文學現象來看，則在文學史上純粹的道家文學家與純粹的儒家文學家都是極為少見的。絕大多數情形是兩種精神兼而有之，隻是或隱或顯罷了。這種情形正是士人二重人格在文學上的反映。為了說明士人人格與文學創造的這種對應關係，我們有必要舉幾個有代表性的例子來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