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士人階層的人格衝突實因這一階層特殊的社會地位而致。這個階層總體來看是屬於“民”的範疇。但他們又不同於農、工、商三個階層，因為他們並沒有社會分工所決定的穩定職業，故而大都沒有“恒產”。他們能成為一個特定階層，主要是由於他們秉承了共同的文化遺產，擁有知識。正是文化知識使他們具有了獨立意識、主體精神與社會使命感。然而文化知識並不能自行轉換為現實社會價值，這裏需要政治和權力作為中介，而這恰恰是士人階層所不具備的。於是其理想抱負與實際操作手段之間的背離，就使他們陷入無法擺脫的悖論之中，這是士人二重人格產生的曆史根源。在孔子那裏，如前所述，士人的二重人格表現為“見”與“隱”、“禮”與“仁”、“治世”與“修身”兩種價值選擇。在其後學那裏就演化為“內省之學”——成聖成賢為主的一派學說和以事功——為王者師為主的一派學說。前者由孟子代表著，後者由荀子代表著。
據傳統說法，孟子是孔子之孫子思（孔伋）的再傳弟子。而子思受業於孔子及門弟子曾參。此派師承，學術界一般稱為“思孟學派”。這一學派現存著作主要是《大學》《中庸》和《孟子》。其中《大學》傳為曾參所作，今人多以為是出於戰國時儒者之手。《中庸》傳為子思所作，曆來也頗有疑義。《孟子》則一般都認為是孟子下人與門人共同編定。這三部著作不論作者為誰，其思想確然是一脈相通的，可視為對孔子自救——修身思想的發展。
《大學》的最大貢獻是提出“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所謂“三綱領”，以及“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八條目”。“三綱領”的核心是“明明德”，即發揚人固有之道德意識，或謂“善根”。“八條目”的核心是“修身”。何以見得呢？觀“八條目”之序，“修身”前四項乃是修身的功夫，後三項乃是修身的結果。這裏的“治國平天下”並非指在政治軍事上有所作為，建功立業，而是指通過推己及人的修身進德功夫，使仁德廣布於天下。所以“修身”一條實其關鍵所在。朱熹說：“《大學》重處都在前麵，後麵工夫漸漸輕了，隻是揩磨在”[8]。又說：“《大學》一書，皆以修身為本。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是修身內事。曰此四者成就那修身，修身推出做許多事”。[9]此為知言之論。這“八條目”的理路正是要從修身入手，使人人達到道德自律，從而使個體價值變為社會價值，也就達到了“平天下”的目的。這是儒家士人烏托邦精神的集中體現。《大學》說：“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10]，正是絕妙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