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我為一”觀念的影響下，古代士人將自然景物看作是自由精神的同構體。士人階層政治地位上處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他們承擔著文化，文化又賦予他們獨立性、主體性與超越意識。因此，他們對君權的壓迫較一般平民百姓更為敏感，這就使他們對精神的自由有著刻骨銘心的向往之情。對他們來說，精神自由就是擺脫外來壓力，使個體精神獲得無拘無束的舒展。借陶淵明的話說，就是擺脫“以心為形役”“陶然自樂”的心身和諧狀態。然而如何才能獲得精神自由呢？自然在這裏起著怎樣的作用？道家與儒家有著不同的方式。
道家士人對自由的追求是靠返璞歸真，使心靈恢複本然狀態的辦法來完成。因此，自由即表現為自然。即所謂“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3]這種“道德”境界就是自由，也即人的自然。因此，對道家士人而言，自然萬物莫不象征著人的精神自由。陶淵明“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歸田園居》）。謝靈運“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登池上樓》）。所寫俱司空見慣之事，用語亦平淡如水，它們何以能為曆代傳誦呢？關鍵是其所寫景物與所用方式體現了道家自然之旨，因而也就反映了心靈的自由狀態。二位詩人一個以“但使願無違”為處世準則，一個以“無悶征在今”為人生目的，自然而然的景物中蘊含著自由，蘊含著大道，以平淡無華的文字寫出人生至境，這就充分體現了道家士人對自由的理解與追求。蘇東坡讚淵明詩“似澹而實美”，並提倡一種“枯澹”風格，就是悟出了這個道理。王國維把詩的這種境界稱為“無我之境”，說：“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4]道家士人以自然狀態為人生理想、人格境界，故其為詩，多“以物觀物”創“無我之境”，“我”即隱於“物”中，一草一木，都體現了天地萬物自在性，也象征著人的自由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