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士人在人類曆史中算得上是一個頗為獨特的知識階層。先秦士人產生於社會的劇烈變動，他們體現了社會文化係統與政治係統的分離。文化使士人成為一個具有獨立性、主體性、超越性的社會階層，士人也憑借文化創造出各種各樣的社會理想。但在文化係統與政治係統之間並沒有形成一個價值轉換的中介，因而“道”與“勢”之間就無法契合為一，士人的理想也隻能是美妙的烏托邦。在無法撼動的強大政治係統麵前，士人們紛紛返歸內心世界，從而建構起一個令人心向往之的人格境界。秦漢以後，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大一統的君主專製時期，在此期間，社會基本結構未發生根本性變化，士人階層處於政治力量的壓迫與利誘的雙重作用之下，他們原有的烏托邦精神不斷弱化，而對個體人格境界的追求也漸漸外化為對詩文書畫審美境界的營構。人格理想的審美化正反映了士人階層超越的對象由社會、君權向內心世界的轉移。文學藝術成了在現實世界中唯一能夠體現士人階層獨立性、主體性與超越性的方式，成了他們自我肯定、自我實現的主要形式，一旦進入政治領域，他們都不可逃避地成為統治者的工具。這樣，士人對人格境界的追求便成為中國古代文學價值觀的精神基礎。
與西方古代知識階層相比，中國士人階層的特點是極為明顯的。就自我意識而言，西方人重認知理性，古希臘的米利都學派、愛利亞學派、畢達哥拉斯學派都是世界本原的追問者，普羅泰戈拉講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這尺度就是認識理性。稍後蘇格拉底、柏拉圖雖然對人的道德理性有所重視，但也沒有將其置於認知理性之上。亞裏士多德雖然綜合各派之說，但其重心無疑在認知理性一麵。此後，中世紀的唯名、唯實之爭，文藝複興的自然哲學，17、18世紀的認識論，無不以認知理性為主導。隻是到了康德，這才將道德理性（實踐理性）的地位與認知理性相提並論。以叔本華的唯意誌論、費爾巴哈的人本主義、青年馬克思的實踐論的人本學、克爾凱郭爾的存在哲學、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主義直到海德格爾、薩特等人的存在主義，人本身的存在問題成了主要研究對象，但他們的運思方式依然主要是認知理性，隻不過是從對外在世界奧秘的探索移向對人的奧秘探索罷了。在西方哲學史上雖然也產生過懷疑主義、不可知論、神秘主義，但認知理性總是處於核心位置。它賦予人們一種永不停息的進取精神、開拓精神。這一特征，表現在人與自然的關係上是科學技術的發達；表現在人與社會關係上是“公正”“正義”“平等”“民主”價值範疇的確立；表現在文學藝術則是“模仿說”“真實論”“典型論”以及社會批判精神的高揚。這是認知理性的偉大貢獻。然而，認知理性也有一個重大缺陷，那就是它可以征服外部世界，卻無法安頓自身心靈。在世界的無限性麵前，認知理性無論怎樣富於一往無前的探索精神，它總會在某個時期使主體意識感到惶惑不安。因而使之心理產生緊張、焦慮、孤獨，甚至絕望等消極情緒。基督教作為一種消除這些情緒的手段在一定曆史時期曾是有效的，基督教之所以大興於西方各國，恰恰是基於認知理性的這一缺陷。但宗教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認知理性最終還是突破了宗教信仰，去孤軍奮戰了。然而它越是前進、越是有力，人的內在焦慮、緊張就越是嚴重。一部西方現代文學史正是人的心靈焦慮、緊張狀態的展示。如何解決這一問題，如何安頓人的心靈，這也正是現代西方哲學苦思冥想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