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泛稱江淮，一則曆史上浙西本不限於當時的浙境，二則晚清浙學泛及江南，三則不欲顯露譏評時人之旨，而另一重深意，當隱指非浙籍的其餘北大派人士，特別是胡適一流。這裏的北大派，並非在北大任教或由北大出身者的全體概稱，而是如今關壽麿所劃分，主張結合清代考證學餘流與西洋諸學，提倡白話文的新文化派。正如不能將所有在北京教育界和北大任教的浙江人都視為某籍某係，同是浙籍的葉瀚、陳漢章便不在其列一樣，不少北大教師還是非北大甚至反北大派。張爾田便有意劃清界限：“民國以後，主講北京大學，而所謂赫赫有聲之北大派，仆亦未嚐有所附麗。凡我同好，如黃誨聞諸公，皆可為我證明此言。”[1]麵對北大日益趨新，他主張堅固團體，以求自保。[2]
自蔡元培接掌北大起，文科就有新舊兩派之分，新派以陳獨秀為首，胡適、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主幹，舊派以劉師培為首，與黃侃、馬敘倫結合，並得到附屬該校的國史編纂處屠寄、張相文等人的同情，朱希祖的主張介乎二派之間，行動則與新派關係較多。[3]新派的陣地，原在改為同人雜誌的《新青年》，向社會宣傳鼓吹新文化，在北大內部，則進行宗旨課程的改革更新。在這兩方麵，胡適不僅是外來戶，而且是遲到者。早在他入北大前，“舊教員中如沈尹默、沈兼士、錢玄同諸君，本已啟革新的端緒”。[4]1919年陳獨秀在湯爾和、沈尹默等人的極力排擠之下，被迫離開北大，胡適無形中成為新派的重用代表。他進北大主要是陳獨秀援引[5]，陳去勢孤，校內外兩方麵事業的主要合作者都是浙籍章係，雙方既有不少共識，又存在複雜的人事糾葛。
原來浙人把持之事，遠不止於文史兩係，更關乎整個北大行政。1923年度北大共有教職員286人，其中浙江籍67人，占1/4，居首位。其餘依次為直隸55人，江蘇48人，廣東27人，安徽20人，湖北18人，江西11人，福建、湖南各9人，四川、山東各5人，河南4人，廣西、山西各2人，陝西、貴州、甘肅、奉天各1人[6]。早期浙人包圍蔡元培，旁觀者就譏笑怒罵，如錢玄同常到蔡元培處，被譏為“阿世”。[7]在此期間，先後於北大行政舉足輕重的湯爾和、蔣夢麟等人，常在人事安排方麵黨同伐異，被指為“浙派之植黨攬權”。此外，沈尹默是所謂北大“法國文化派”要員，和李石曾、顧孟餘等“結黨把持”，與胡適對抗。胡適則逐漸培植自己的人脈，即後來魯迅所謂“現代評論派”，形成“法日派”與“英美派”抗衡競爭的態勢。到1926年，據說“北大教職員會，李派與胡適之派人數平均”。[8]胡適自稱：“我對尹默，始終開誠待他，從來不計較他的詭計，而尹默的詭計後來終於毀了自己。”[9]陳源和魯迅的衝突，背後即有浙、胡兩派矛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