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評語中關鍵概念有四，即粵人、南學、江淮與黃河流域。中外學者多已指出，隨著社會經濟發展的階段性區域變化，中國的文化學術重心，有自北而南轉移的趨勢。日本京都學派主帥之一的內藤虎次郎所謂文化中心流動說，認為明以後文化中心在江浙一帶，海通以還，將移到廣東。[1]此說表麵似與陳寅恪語相印證，尤其在思想方麵，但就學術而言，個中大有曲折。
清代學術，朝廷雖堅持理學正宗，學者則獨重樸學，且奉考據為正統，其餘皆附庸。但以地域論，樸學重心在於江淮，其他各省，或仍宗理學心學，如江西、河南，“能為漢學者少”[2]，或文風不盛，難以言學術。所以梁啟超有“一代學術幾為江浙皖三省所獨占”[3]的評語。據注重清學的吉川幸次郎估計，依出生地而言，清朝學者十之八九產於蘇、浙、皖三省，其他各省如直隸、山東、湖南、福建、廣東、貴州等合計，比例也極低。[4]阮元督粵，創學海堂，引樸學入粵，主張折中統一漢宋，對廣東文化發展，影響極大。道鹹以降，粵學驟盛。清末民初，廣東藏書蔚然成風，即其流風餘韻。今人蘇精編《近代藏書三十家》（《傳記文學》叢刊之72，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所錄江蘇11人，浙江8人，福建2人（其中鄭振鐸生於浙江），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安徽各1人，而廣東有4人，位居第三。不過，就學術貢獻而言，學海堂的成就尚不足觀。梁啟超雖然說清中葉後“江浙衰而粵轉盛”，但粵人治學足以“名家者無一焉”。[5]如“東塾弟子遍粵中，各得其一體，無甚傑出者”。[6]民初修《清史》，廣泛征求各省入儒林、文苑人選，廣東人承認“敝省著述自遠不及大江南北”，所舉“鄉評極確，列入儒林而無愧”的“篤行樸學之士”，不過5人，另附算學1人，加上附傳及入文宛者，總共提出8人，其中宋學家3人，兼采漢宋家1人，算學鄒伯奇還在可收可不收之列。[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