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1933年12月陳寅恪閱岑仲勉論著後複陳垣函，中有“此君想是粵人，中國將來恐隻有南學，江淮已無足言，更不論黃河流域矣”[1]一節，百思不得其解。以為僅僅推崇陳垣，則不免以偏概全之嫌，似與近代學術本相不合，終不能釋然。陳寅恪賦詩說話作文，往往九曲回腸，周折複雜，且好仿比興法，將“為時而著”、“為事而發”[2]的本意隱於其中。若照字麵直釋，容易誤會曲解。如審查馮友蘭《中國哲學史》報告，通行解釋與作者原意相去甚遠。非以彼之道還諸彼身，即解今典以通語境的了解同情，不能達“雖不中亦不遠”的境地。偶讀楊樹達《積微翁回憶錄》關於北京學術界內情的記述，忽有所悟，知此議論實與近代中國學術的地域流派變遷關係甚大，繼而證以中外學人的記載和其他相關資料，彼此貫通，於是事實之本相顯現，而作者之寓意可通。
[1] 陳智超編注：《陳垣來往書信集》，377頁。
[2] 《與元九書》，顧學頡校注：《白居易集》第3冊，962頁，北京，中華書局，1988。王國維、陳垣、陳寅恪均有不議論臧否人物之譽，實則王在羅振玉麵前無人不加褒貶，陳垣亦偶有一二影射之語。近代學者，罕用西式的公開學術批評，評論人物的學行，往往在二三知己之間，且多隱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