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旨趣》的結尾處，傅斯年喊出了當時中國新進學術界的共同心聲：“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與國際漢學界爭勝的心願，不僅傅斯年有，胡適、陳垣、李濟乃至陳寅恪，都不同程度地蘊藏胸中。胡適提倡“整理國故”，實際上就是“要照著西方‘漢學家’與受西方‘漢學’影響的日本‘支那學家’的研究方法和範圍去作研究”。[1]傅斯年的主張，是這一精神的發展或自然延伸。隻是依照傅斯年的一貫做法，使之進一步極端或徹底。
傅斯年本來也疑古，因為要超越顧頡剛的史學王國，不肯真的向顧稱臣，在歸國前後的短短一兩年間苦心孤詣，另辟蹊徑。他雖然在德國留學，學過一點語言學課程，卻無成績[2]，又少讀蘭克（Leopold von Ranke）著作，所得到的思想資源，還不如當時國際漢學之都的法國巴黎學派影響更大。所以顧頡剛後來說：“傅在歐久，甚欲步法國漢學之後塵，且與之角勝。”[3]
傅斯年將語言學與曆史學並舉，錢穆認為“在中國傳統觀念中無此根據。即在西方，亦僅德國某一派之主張”。[4]其實傅斯年的想法或許來自德國，其心目中的典範還在法國。此時歐洲漢學及東方學正是語文學派占據主導，中國學者的目光所集也在於此。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發刊時，就刊登了王國維1919年翻譯的伯希和1911年就任法蘭西學院中亞語史學講座時的講演詞《近日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上之發明與其結論》。王國維稱此文“實舉近年東方語學文學史學研究之成績，而以一篇括之”。伯氏明確指出由於古物學和古語學的複興，改變了原來考中亞史事僅據典籍的狀況，因而取得長足進展。[5]胡適稱讚“此文甚好”，並為之加上標點。前此胡適因為鋼和泰的關係，已經建議北京大學注意東方語學，以便與國際東方學界加強聯係。[6]傅斯年反對“國學”、“漢學”的概念而主張“東方學”，自然會將語言學與曆史學相並舉。此後傅斯年很少提到蘭克的名字，對伯希和以及另一位巴黎學派大家、瑞典的高本漢（Karlgren）則推崇備至。[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