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炎學派失勢後，躍居主流的胡適、傅斯年一派與非主流派的矛盾仍然延續，而與錢穆的分歧頗具代表性。錢穆於20世紀30年代即不滿於專尚考據的學風，有意調和漢宋，主張“非碎無以立通”和“義理自故實出”。[1]抗戰期間，錢穆等人試圖扭轉“考據風尚的畸形發展”，1941年4月，錢穆應邀在江蘇同鄉會演講“我所提倡的一種讀書方法”，批評“現在人太注意專門學問，要做專家。事實上，通人之學尤其重要。做通人的讀書方法，要讀全書，不可割裂破碎，隻注意某一方麵；要能欣賞領會，與作者精神互起共鳴；要讀各方麵高標準的書，不要隨便亂讀。……讀一書，不要預存功利心，久了自然有益”。[2]他邀請蒙思明到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講演“史學方法在史學上的地位”，並要其將講稿寫出，改題“考據在史學上的地位”，交由《責善》半月刊發表。蒙文批評近數十年來學術界以考據為“史學的正宗”和“唯一的內容”，分析了考據風尚壓倒一切的原因，指出清代樸學和近代歐洲考據之盛的背景得失，強調考據不能獨當史學重任，而且考據必須曆史哲學的領導、有博大鴻闊的學識以及有實用價值。總之，“需要有目的的考據，更精密的考據學，具特識的考據家。否則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鴻願，永遠是一個鴻願而已”。[3]
與錢穆誌同道合者還有張蔭麟、張其昀、陳夢家等人。尤其是張蔭麟，早在20世紀30年代即與錢穆相識於北平，“共有誌為通史之學”。張蔭麟逝世後，錢穆等人借悼念之機，再度提出“中國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學與新史學家”的問題，他們顯然認為史語所式的道路並不能成就新史學，能夠完成新史學的新史學家，必須具備：一、於世事現實有極懇切之關懷；二、明於察往，勇於迎來，不拘拘於世事現實；三、於天界物界人界諸凡世間諸事相各科學智識有相當曉了；具哲學頭腦，能融會貫通時空諸事態相互間之經緯條理。張蔭麟“博通中西文哲諸科，學既博洽，而複關懷時事，不甘僅僅為記注考訂而止。然則中國新史學之大業，殆將於張君之身完成之”。[4]推崇張蔭麟決非僅僅為故人說好話，用意在於標明自己的為學之道，破主流派對新史學的主導，並且另立新史學的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