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當代學者所說：“相對於清代以前的傳統，二十世紀中國史學是一種嶄新的新史學，不論觀念、方法或寫作方式都達到革命性之改變的地步。”[1]“新史學”的概念，雖然梁啟超早在1902年已經提出，但梁立論的角度顯然主要在於政治而非學術。王國維早在1905年就對中國思想界以學術為政治手段的時尚表示異議，批評“庚辛以還各種雜誌接踵而起，其執筆者非喜事之學生，則亡命之逋臣也。此等雜誌，本不知學問為何物，而但有政治上之目的。雖時有學術上之議論，不但剽竊滅裂而已”。並且點名指責《新民叢報》關於康德哲學的論述（梁啟超作）“其紕繆十且八九也”。宣稱：“欲學術之發達，必視學術為目的而不視為手段而後可。”[2]沒有20世紀20年代的史學革命，新史學很難產生學術碩果。
在梁啟超之後，“新史學”的口號不斷被提起，作為與前人或同輩劃界的標誌，相同的概念之下，內涵卻有極大的分別。所謂“新”，大體是由“西”衍生出來，西學的不同流派，便成為國人推陳出新的依據。所以，近代中國文化學術之新，並不依照歐美本來的時序，結果立異往往是創新的變種。1920年何炳鬆在朱希祖等人的鼓勵下翻譯魯濱孫（Robinson）的《新史學》，主張的是“曆史的觀念同目的，應該跟著社會同社會科學同時變更的”，曆史家“應該將社會科學的結果綜合起來，用過去人類的實在生活去試驗他們一下”。[3]這的確是歐洲學術發展的嶄新趨向，其背景是語言文獻學派日益成熟，並長期占據主導位置，在大量既有史料被批判性鑒別和運用，以澄清和重建史實之後，有必要進行新的歸納以及開辟新的視野。而在中國，史學的社會科學化的提出，甚至還在嚴格的學術研究尚未脫離清學的框架之前。其主要需求之一乃是大學曆史課程講義的編寫和教學的實施。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考察，社會科學化遠非當時中國學術界所能承受。因此，當20世紀20年代史學革命發生時，無論是中期顧頡剛的“疑古”，還是後來傅斯年的“重建”，所依據的外來學術思想資源都不屬於社會科學的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