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之交，關於近代中國學術如何轉承這一問題，引起不少學人的關注，從各自感興趣的領域和方麵提出了新意紛呈的見解。[1]而其中重要的線索，是從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到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的發展變化。有學者認為：“傅斯年創立史語所，不論治學的態度、方法、目標和組織，都為中國二十世紀的學術樹立一個新典範，也替中國爭取到世界性的學術發言權。”[2]清代以來，中國學術由經入子入史，史學不僅成為學術發展的重心，而且起著中心的作用，所謂“史學者，合一切科學而自為一科者也”。[3]用傅斯年的話說：“現代的曆史學研究，已經成了一個各種科學的方法之匯集。地質、地理、考古、生物、氣象、天文等學，無一不供給研究曆史問題者之工具。”[4]說史學革命帶動了近代中國學術的整體變動，並不為過。史語所之所以能夠取得驕人的成就，原因甚多，傅斯年手撰的《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簡稱《旨趣》）既是該所工作的綱領，也是對中外學術界發布的宣言。此文早已受到近現代史學史和學術史研究者們的高度重視，據以評論傅斯年及其所謂“史料學派”的成敗得失。不過，仔細品味，其中仍有大量的重要信息尚未完全破解，而這些信息恰恰蘊藏有理解那一時期中國學術繼承、轉變與發展的關鍵要素。
[1] 除各種近現代史學史、學術史外，另參陳平原：《中國現代學術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適之為中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杜正勝：《無中生有的誌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杜正勝：《從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學革命及其與胡適、顧頡剛的關係》，《當代》第116期，1995年12月；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的探討（1922—1927）》；王晴佳：《論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方向性轉折》，錢伯城、李國章主編：《中華文史論叢》第62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