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對王國維衷心佩服，在於後者的學問並世無雙，其實兩人在閱曆、交遊、政見、性格、處世、治學等方麵，相去甚遠。胡適積極輸入西洋文明，王國維則認為西洋人過度提倡欲望，“必至破壞毀滅”。[1]王對北京大學的新潮學風不以為然，始終消極應付北大一廂情願的積極爭取，不欲與之有所接近，“以遠近之間處之”。[2]而胡適正是北大風氣的重要代表。但胡、王之間極少正麵衝突，對於戴震哲學的分歧已是例外，責任還不一定由胡來負。因為他已經事先就此與王國維交換過看法。他避開《水經注》案談戴震，除學術本身的製約外，不公開牴牾王當是顧忌的因素。
胡適對王國維的敬重一直持續到其身後，盡管他有時也善意地指出王早期關於詞曲研究中的某些小錯誤。但是從1934年起，他開始挑剔起王國維的學問來了。他在評議郭沫若《諡法之起源》時，批評“今日學者之過於大膽，敢用未認得的金文來做證據”，順手將王國維牽出，認為其“用不全認得的古器文字之方法似尚有可議耳”。[3]1935年又對他人比較自己的著述與王國維的《人間詞話》表示異議，認為不應太重相同之點，強調自己的看法是曆史的，而王是藝術的，王的“境界”說以及“隔與不隔”，不如自己的“意境”說和“深入而淺出”講得清楚。[4]1943年重審《水經注》案前，胡適欲以王國維著《博士考》一文研究漢代經學變遷，“偶一下手，始知謹嚴如王靜安先生，亦不能完全依賴”！[5]重審該案後，胡適對王國維的批評似有日益增多之勢，遣詞用字也時有過當甚至逸出情理處。如1944年2月1日他致函王重民，用“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形容戴案緣起，將王國維打入“吠聲”之列，以致引起王重民的不安。雖然胡適本人曾頗費躊躇，擱置數日才寄出，但善於文辭如彼，若心平氣和，找到恰當詞匯當不是難事。[6]如此一反常態，令人懷疑胡適自己也動了正誼之氣。而動氣的緣由，顯然不是220年前的戴震，甚至不是20年前的紀念戴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