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確定後，應當澄清的是兩位當事人的關係。其間隱藏著破解此案的重要線索，甚至是案中有案。
王國維在世之日，可以說是令胡適最為佩服的學者。1922年8月28日，胡適在日記中寫道：
現今的中國學術界真凋敝零落極了。舊式學者隻剩王國維、羅振玉、葉德輝、章炳麟四人；其次則半新半舊的過渡學者，也隻有梁啟超和我們幾個人。內中章炳麟是在學術上已半僵了，羅與葉沒有條理係統，隻有王國維最有希望。[1]
這時上海的《密勒氏評論報》（The Week by Review）正在舉辦讀者選舉“中國今日的十二個大人物”的活動，每周公布一次結果。胡適對11月上旬的兩次評選十分不滿，指責舉辦者“不很知道中國的情形”，並代擬了一份名單，其中第一組學者3人，為章炳麟、羅振玉、王國維，而將梁啟超列入影響近20年全國青年思想的第二組4人之中。《密勒氏評論報》選舉，梁、章、羅各得105票、73票、4票，王國維則一票未得。但在胡適看來，“章先生的創造時代似乎已過去了，而羅、王兩位先生還在努力的時代，他們兩位在曆史學上和考古學上的貢獻，已漸漸的得世界學者的承認了”。[2]而且胡適很清楚，這種承認並非徒有虛名，1926年胡適在法蘭克福中國學院聽國際漢學泰鬥伯希和演講中國戲劇，知其所用材料多出於王國維的著作。[3]胡、王二人在北京時一度居處頗近，過從甚密。坊間傳聞當時梁啟超來訪，胡適隻送到房門口，王國維來則送至大門口。[4]其實胡與梁的交往比王密切得多。
胡適推崇王國維，代表了北京大學一班學者的共識。1917年蔡元培執掌北京大學後，屢托馬幼漁、馬衡等人禮聘王國維任文科教授，均為其婉拒。文科研究所國學門成立後，改聘為函授導師。王勉強應承。[5]當時胡適標榜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而王國維“所著書，以新法馭古學，凡所論斷，悉為創獲”[6]，令人刮目相看。1922年8月26日，胡適在與日本學者今關壽麿談論中國學術界狀況時說：“南方史學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學能疑古而學問太簡陋，將來中國的新史學須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學工夫。”盡管他認為“中國今日無一個史學家”[7]，但兩天後就指出，王國維是能夠兼采南北之長的最有希望之人。北大派中的後進如古史辨主將顧頡剛和鄭奠等人，紛紛登門拜訪，願執弟子禮。[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