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後半生用了近20年時間致力於“《水經注》案”的研究，成果包括論文、序跋百餘篇和函劄數十封，占其身後印行的《胡適手稿》60％的篇幅。據說“在酈學研究中，以論文而言實無出其右”。[1]但《水經注》專家陳橋驛將曆來一切酈學家分為考據、詞章、地理三派，胡適卻不歸屬其中任何一派，因而認為以其聲名氣派與實際貢獻相比，建樹實在不足稱道。胡適研究專家耿雲誌也說：“胡適的研究，對《水經注》本身並無創見。”[2]原因在於其著述目的不在《水經注》，而是為了重審“趙戴《水經注》案”。然而，即使在這方麵，胡適也沒有獲得預期成果，反而在研究群中進一步激起無休無止的論戰，將酈學引向歧途，留下不少惹人非議的口實，以致有人指責其“於趙戴公案，雖力為辯白，亦終難取信於人，徒增糾紛”；“耗二十餘年精力，為茲枝節問題，雖曰求是，實於酈書何幹？亦費詞矣”。[3]然而，問題在於，絕頂聰明如胡適，何以會窮半生之功力長期沉溺於此很難有個水落石出的擾人公案？如果僅僅從胡適的全力以赴和費力不討好的結果看，豈非有侮辱其智慧之嫌？盡管學者已經注意探究胡適治《水經注》案的動機，卻迄未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釋。顯然，既然胡適的目的不在《水經注》，揭示動機的答案也就不限於公案之內。欲求真相，須另辟蹊徑。在此擬借胡適考據如斷獄之說，廣泛搜求證據，重加審理，以圖接近事實。
[1] 陳橋驛：《胡適與〈水經注〉》，《〈水經注〉研究二集》，67頁，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2] 陳清泉等編：《中國史學家評傳》下，1399頁，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
[3] 吳天任：《胡適手稿論〈水經注〉全趙戴案之商榷》，汪宗衍：《趙戴〈水經注〉案小記》，均見吳天任纂輯：《〈水經注〉研究史料匯編》下冊。引自陳橋驛：《胡適與〈水經注〉》，《〈水經注〉研究二集》，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