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維護中國之所以為中國的學術神經之時，近代國學的倡導、研究者並非一味固守舊軌。梁啟超講得很清楚：
近頃悲觀者流，見新學小生之吐棄國學，懼國學之從此而消滅，吾不此之懼也。但使外學之輸入者果昌，則其間接之影響，必使吾國學別添活氣，吾敢斷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學之真精神普及於祖國，則當轉輸之任者，必邃於國學，然後能收其效。以嚴氏與其他留學歐美之學童相比較，其明效大驗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國學為我青年勸也。[1]
黃遵憲不讚成辦《國學報》，是認為中國病在尊大固蔽，須先大開門戶，容納新學，“俟新學盛行，以中國固有之學，互相比較，互相競爭，而舊學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屆時而發揮之，彼新學者或棄或取，或招或拒，或調和或並行，固在我不在人也”。主張“略遲數年再為之”。[2]
國粹派談到國粹與歐化的關係時，也刻意強調：“夫歐化者，固吾人所禱祠以求者也。然返觀吾國，則西法之入中國將三十年，而卒莫收其效，且更敝焉。毋亦其層累曲折之故，有所未瑩者乎。”“一言以蔽之，國粹也者，助歐化而愈彰，非敵歐化以自防。”[3]“是故本我國之所有而適宜焉者國粹也，取外國之宜於我國而足以行焉者亦國粹也。”[4]《國粹學報》在略例中特別規定：“本報於泰西學術，其有新理特識足以證明中學者，皆從闡發。閱者因此可通西國各種科學。”
此態度後來為大多數國學倡導者、研究者不同程度地信奉。激進如胡適，在《國學季刊》發刊詞中聲言：
我們現在治國學，必須要打破閉關孤立的態度，要存比較研究的虛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學者研究古學的方法早已影響日本的學術界了，而我們還在冥行索圖的時期。我們此時正應該虛心采用他們的科學的方法，補救我們沒有條理係統的習慣。第二，材料上，歐美日本學術界有無數的成績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可以給我們開無數新法門，可以給我們添無數借鑒的鏡子。學術的大仇敵是孤陋寡聞，孤陋寡聞的唯一良藥是博采參考比較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