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一詞，古已有之，但是指國家一級的學校。近代意義的國學，其概念在清末與20世紀二三十年代曾幾度引起爭論，終因界定含糊，分歧太大，無法統一。一種有代表性的意見是：相對於新學指舊學，相對於西學指中學。引申而言，即中國傳統學術。不過，近代國學並非傳統學術的簡單延續，而是中國學術在近代西學影響下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渡形態。要理解這一點，從定義出發徒勞無功，唯一的要訣是沈曾植所謂以俱舍宗解俱舍學之法，即從學術史的變化發展找出國學的時空位置，進而把握其內涵。
目前所知最早使用國學一詞者有三。其一，1902年秋，梁啟超在日本謀創《國學報》，曾和黃遵憲函商，希望由他倆人加上馬鳴分任其事。黃遵憲則建議撰寫《國學史》。[1]
其二，1902年吳汝綸赴日本考察教育，曾經擔任《時務報》東文翻譯、出版過號稱世界上最早的《支那文學史》的古城貞吉明確勸其“勿廢經史百家之學，歐西諸學堂必以國學為中堅”。[2]在稍後答複京師大學堂同仁委托調查事項的函件中，吳汝綸明確表示：
柳溪兄所示二條：日本與吾國，國勢、政體、民情皆有異同，比較之法，不可不講。日本漢學，近已漸廢，吾國不可自廢國學。華學與西學有不能並在一學者，今開辦之始，不能遽臻妥葉。日本現行學製，太氐西國公學，而尤以德國為依歸。鄙心所疑者在中學，科目太多，時刻太少，程度太淺，餘則似無可議[3]。
其三，據說1900年王均卿、沈知方、劉師培、宋雪琴等人在上海創立國學扶輪社。後一事時間上尚有可疑，因為國學扶輪社的出版活動，可查證的多在1905年以後。[4]倒是出版《三十三年落花夢》的國學社，至少1903年已經成立。
盡管仍難據以斷定近代意義的“國學”一詞出現的最早時間，但似可做如下判斷：1.較普遍使用近代意義的“國學”，是20世紀初的事。2.其語義的轉變，直接受明治維新後日本學術趨向變化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