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大學國學院的主幹班底，幾乎是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延續。其矛盾衝突的核心，也基本因緣這一人脈關係而來。
1926年奉係軍閥占據北京，加緊迫害進步知識界，五四以來一直是新文化中心的北京大學的新進教師不安於位，紛紛走避。新設的廈門大學國學院，因為曾在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兼職的林語堂移席廈大，擔任文科主任，欲吸引人才以壯聲勢，趁機聯絡，結果以北京大學國學門主任沈兼士為首的一批北大出身者聯袂南下。廈門大學公布的國學院首批新聘教職員中，林語堂、沈兼士分別擔任總秘書和主任，研究教授周樹人、顧頡剛、張星烺，考古學導師林萬裏，陳列部幹事黃堅，編輯部幹事孫伏園，出版部幹事章廷謙，圖書部幹事陳乃乾，英文編輯潘家洵，編輯容肇祖、丁山、林景良、王肇鼎，除後二人外，其餘均出身北大，直接與北大國學門有淵源者就有林語堂、沈兼士、顧頡剛、容肇祖、丁山等五人。[1]
人脈轉移，矛盾隨之。剛剛半年，廈大國學院就在錯綜複雜的衝突中宣告解體。其中的要因，作為當事人的魯迅在其書信日記中記載和抨擊較多的是以顧頡剛為代表的所謂“現代評論”派。相當長的時期內，循著以魯迅為中軸線解釋曆史的框架，一方的陳述不僅是曆史的證言，還幾乎成了定案的判詞。尤其是在顧頡剛的背後牽扯上胡適這一條線，更演變成階級與路線的生死之爭。近20餘年來，隨著觀念的改變和研究的深入，認識從兩方麵發生變化。
其一，對胡適的研究趨於客觀，進而重新檢討魯迅與胡適的關係，認為“長期以來，人們對他們之間的分歧談論較多，對他們在20年代中期之前的一致性評介不足；而在指出他們分歧的時候，對於這種差異產生的原因又缺乏過細的分析”。論證兩人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以前關係較好，互相敬重。此後因政治觀點相左，才逐漸疏離直到對立。[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