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曾經指出，近代史不易征信近真的要因之一，在於當事人往往將真跡放大。[1]曲筆與諱飾為曆史記載中有意造成的變相，一旦相關人數稍多而又利害各異，所反映的史實不免依據各人的立場和利害而不同程度、不同範圍地伸縮，以致各人提供的關於同一事件的記憶圖像無法重合，形成各種版本的“羅生門”。對此，後世史家本應收集比勘各種記載，去偽存真或偽中求真，以求接近事實真相。但治史之人同樣難以避免主觀感情，每每以所研究人物為中心取證，或替相關人物人為劃定取信標準，結果史料的感情色彩通過研究非但未能過濾消除，反而進一步擴大。由此可見，在學術領域若以一人之是非為是非，則無是非可言，無信史可征。1926—1927年的廈門大學國學院風波，即為典型個案。此事牽涉魯迅、林語堂、顧頡剛、林文慶、沈兼士、張星烺、劉樹杞、秉誌等眾多近代學術文化界知名人士，背後還牽連“現代評論”派與“語絲”派衝突的夙怨，夾雜廈大教職員內部外籍與本省的明爭暗鬥，深一層考察，更有中國社會矛盾與學術轉型的糾葛。剖析此案，不僅有助於認識同類事件，而且可提供方法的借鑒。
[1] 《中國曆史研究法》，《飲冰室專集》第1冊，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