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身世交遊的關係，陳寅恪常常談及近代曆史的種種人事。他自稱“對晚清曆史還是熟悉的”[1]，則其看法並非興之所至的任意評點，也不是一家一姓的是非恩怨，而是以論學治世態度深思熟慮而得出的“數十年間興廢盛衰之關鍵”。[2]仔細考察，更有前後一貫的係統性。
“思想囿於鹹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曾湘鄉張南皮之間”，今人多以中體西用及綱常名教定位，認真考究，也未必盡然。鄧廣銘教授即認為：
近四五十年內，凡論述陳先生的思想見解者，大都就把這幾句自述作為陳先生的最確切的自我寫照。既然自稱“近乎曾湘鄉、張南皮”，於是而就斷定陳先生是一個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人。我對於這樣的論斷卻覺得稍有難安之處。因為，我在前段文字中所引錄的《王觀堂先生挽詞》的《序》中的那段話，乃是陳先生自抒胸臆的真知灼見，而所表述的那些思想，豈是鹹豐、同治之世所能有的？所發抒的那些議論，又豈是湘鄉、南皮二人之所能想象的呢？
並且斷言：陳先生的幾句自述，實際上隻是一種托詞。“如果真有人在研究陳先生的思想及其學行時，隻根據這幾句自述而專向鹹豐、同治之世和湘鄉、南皮之間去追尋探索其蹤跡與著落，那將會是南轅而北轍的。”[3]
陳寅恪重視綱常名教，源於他對民族文化史的深刻認識。他認為：“中國古人，素擅長政治及實踐倫理學”；“中國家族倫理之道德製度，發達最早。周公之典章製度，實為中國上古文明之精華。”[4]這也就是後來所說“二千年來華夏民族所受儒家學說之影響，最深最巨者，實在製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麵”[5]。但這是千古不變的一麵，不僅限於鹹豐同治之世。專門提出鹹、同之世，曾、張之間，除了維護名教之外，必有其他新的因素。而且此節必然關係中國近代變化轉折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