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治學求通，即以史而論，上自魏晉，下迄明清，均有深入而精當的論述。其“不敢觀三代兩漢之書”，原因甚多。有心超越前賢及同輩，個人訓練不在上古文字，均為要因。最關鍵的，還在他認為上古史料遺留不足，難以坐實。至於不治晚清曆史，則是要避免感情牽連，立論不公。不過，陳家祖孫幾代，與一部近代中國史淵源深廣，其論人論事，不免時常涉及有關史實。陳寅恪晚年親撰《寒柳堂記夢》，欲以“家史而兼信史”，更被視為“已改變往昔不研究晚清政局之初衷，決心在晚年親自著手闡明所知晚清史事真相，自信已能‘排除恩怨毀譽’，作出經得起審查的公正論述，以存信史而待後之識者”。[1]尤其重要的是，探究陳寅恪與近代史研究的關係，有助於深入理解和把握其晚年學術思想與方法的發展，為學術研究特別是近代史研究開辟新的境界。
[1] 石泉：《甲午戰爭前後之晚清政局·自序》，3頁，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