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有金石古物學而無考古學，現代考古學進入中國學術正統，與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新國學”的興起關係密切。因為中國有文字記載的曆史文化源遠流長，考古學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受這一特性的製約，除了與地質學及古生物學聯係緊密的史前人類考古，主要還在補證文獻記載的曆史。就機構組織而言，其淵源脈絡有三，一是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的考古學研究室；一是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科；一是農商部的中國地質調查所。後者偏重於史前考古，北大、清華則更為注重文明史考古。從外部影響看，大體上北大與日本交往多，清華與美國關係深，地質調查所則與歐洲聯係廣。三者的起步略有早晚，後來的作用則相去甚遠，尤其是北大國學門的考古學研究室，作為中國乃至東亞最早的專門考古學獨立機構，其影響與這一地位很不相稱。關鍵之一，當是與外部聯係的成敗得失，而中日雙方合組的東方考古學協會在其中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由於利益目的不一，有關此事的原委始末，當事各方後來的回憶固然不少隱辭，當時的記載也不無諱飾。作為典型個案，它集中反映了那一時期關係複雜的中日學術界頻繁交往的表麵所掩飾的種種內情。比勘各種資料，不僅可以澄清史實，更能進而探討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