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後的新文化運動，就是要把“文明”應用到社會上去，一方麵改造墮落的現代社會，一方麵提高民族的國際地位。二者本來相輔相成。“但是外國人因為不了解中國古代的文明，隻看見中國現代的社會，遂以為現代墮落的社會，便是中國文明的結晶，因而對於中國民族存一種輕視之心。近來吾國文化運動雖十分熱鬧，但是在歐洲人看來，亦不過是抄襲歐洲學說，小兒開始學步罷了，還不能減少他們輕視的程度。”[1]新文化運動的文學革命、思想改革、整理國故三方麵，其中思想改革隻在朝鮮引起普遍反響，在日本得到個別回應，在歐美則很少共鳴。胡適遊曆歐美、日本期間反複以《中國的文藝複興》為題公開發表演講，都旨在引起關注同情，否則新文化運動缺少必要的國際支撐。文學革命的反響雖較為廣泛，評價則很不一致。一般是肯定文學革命的趨向，而批評其重形式輕內容的弊端。至於整理國故，雖然也有京都學派從方法上表示懷疑，大都基本積極評價所取得的成績和發展的方向。這與新文化運動在國內的反應剛好相反。
思想文化運動多由社會現實問題生成，東西方均無例外，社會現實有別，精神取向自然有異。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歐洲中心觀動搖和東方主義盛行的背景，國際漢學界對於以批判反對固有傳統文化為主導的新文化運動的簡單化傾向異議甚多，因為他們不僅從研究以傳統為主的中國文化過程中進一步認識了人類社會發展的多樣性，而且試圖從東方傳統文化尋求補救西方近代文化弊病的靈丹妙藥。同時，對於新文化運動的發展前景，又抱有一定的期望，視為中國近代文藝複興的重要體現。就漢學界本身的學術思想準備而言，封閉論與停滯論曾是歐洲傳統中國觀的典型觀念，經過巴黎學派領袖沙畹等人的艱辛努力，這一陋見根本轉變。伯希和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