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東西方思想文化界潮流動向截然相反。歐洲“一般學者頗厭棄西方物質文明，傾慕東方精神文明”。[1]當時中國留德學生描述：“德國思想界，有兩大潮流，一為新派，一為舊派。所謂新派，大都出自言哲學美術與詩學者，彼輩自歐戰後，大感歐洲文化之不足，而思采納東方文化，以濟其窮，於是言孔子、釋迦哲學者，皆大為社會所尊重，如凱熱幾林，如尉禮賢，如史奔格列兒，皆其例也。所謂舊派者，仍尊崇自然科學萬能，不為時潮所動搖，……此兩大潮流中，新派極占勢力，所謂舊派者，幾無聲息。此種現象，與吾國適反。我國言新者大都以駁斥孔子為能，而在德國，則深以能知孔子哲學為幸，甚至以辜鴻銘為歐洲之救星。可見天下學問，其價值極為相對，合乎當時之人心，則價值便高，反乎當時之人心，其價值便低。今日國內盛稱之杜威、羅素，安知幾年後，其學問不為人所吐棄，而奉之者儼如上帝，此亦未免太過矣。”[2]
中西思想界傾向迥異，在對法國漢學泰鬥沙畹（E.Chavannes）逝世的反應上突出顯現。1918年1月，正當盛年的沙畹不堪戰爭環境的嚴峻以及友人被難的刺激，52歲即溘然長逝，“東西人士，哀悼不置，傅增湘氏之唁函，尤為悲惻”。法國駐華公使柏卜到北京大學演講，北大專門請其介紹沙畹的學行。柏卜一麵稱讚沙畹“學極淹博，性尤謙遜，在歐洲一生精於演講貴國曆史美術文學，宣揚貴國名譽不遺餘力”，一麵感歎“具有首倡此項演說資格”的沙畹“天奪其壽，實我中法兩國之不幸也”，希望眾多法國人士“步其遺塵，時來貴校交換智識，及貴國多數學生前往巴黎暨法國各省大學，研究學問”。[3]而當時正為推陳出新大造輿論的《新青年》，卻對國粹派趁機鼓吹“東學西漸”大為不滿。署名“冰弦”（梁襄武）的《蔗渣譚》一文，為了反對國粹派引沙畹的“東學癮”之深以自重，對沙氏不免出言不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