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各國雖然同屬儒教文化圈，在近代世界體係中所處的位置卻截然不同，因而對於國際思潮變化的反應各異。如果說青木重視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在日本尚屬例外，朝鮮知識界對此則有相當普遍的共鳴。中國新文化運動興起前後，日本殖民統治下的朝鮮民族解放運動高漲，也出現了建設本國新文化的呼聲。1920年6月創刊的《開辟》雜誌，以開新紀元，創新時代，養新人物為宗旨，於當年10月出版的第4號發表主編李敦化的署名文章《朝鮮新文化建設方案》，提出分鼓吹知識、普及教育、改良農村、都市中心、科學專家、思想統一等六個階段，實現新文化建設。而中國方興未艾的新文化運動，勢必為其所關注。該刊第5～8號連續譯載青木正兒的《以胡適為中心的中國文學革命》，譯者梁白華，名建植，字菊如，號杏村洞人，是當時朝鮮十分活躍的漢文學研究者。早在1917年11月，他就在《每日申報》撰文《關於支那的小說及戲曲》，指出：
研究外國文學的目的在於有利於發達本國文學，支那文學輸入朝鮮三千餘年以來，給予極大影響，深深紮根，故不解支那文學，不能於我國文學有一知半解。況且支那文學具有一種特性，於世界文壇大放異彩。支那為東洋文化源泉，思想鬱然磅礴，詞華燦然煥發，合北方沉鬱樸茂與南方橫逸幽豔成一雄渾壯大的支那文學，浸及於朝鮮、日本。
該文在概述元明清小說戲曲發展簡史及其對朝鮮的影響後，指出小說戲曲具有平民文學性質，希望與正在輸入的西洋文學融貫調和。[1]他翻譯青木的文章，正是想借鑒中國的文學革命，以創建朝鮮的新文學。
1920年12月，《開辟》社致函胡適，寄贈已出各卷外，還請胡適為新年號題辭。胡適從留學時代起就關心亡國的朝鮮同學，與金鉉九交友，對其境遇充滿同情，常以無力支持幫助為憾，曾自責道：“韓人對於吾國期望甚切，今我自顧且不暇，負韓人矣。”[2]他接信後，即於12月19日題寫“祝《開辟》的發展”，並複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