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關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是東鄰日本。據親曆其事的橋川時雄說，日本最早介紹中國新文化運動動向的是《朝日新聞》的大西齊。[1]然而，盡管《朝日新聞》長期注意中國問題，目光主要還是集中於南北對立、軍閥紛爭、中外關係、利權歸屬等方麵，至於文化運動，不僅報道極少，而且多少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法國積極發展對華文化交流的刺激，[2]顯得有些被動應對。其他報刊的態度更加輕慢。《讀賣新聞》發表駐上海記者所寫《金瓶梅與中國的社會狀態》，以《金瓶梅》人物影射時人，不時有與新文學相關的片斷報道。[3]
個別進步人士的態度較為積極，以吉野作造為中心的黎明會，因為與李大釗及《每周評論》的密切關係，在支持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的同時，注意到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的關係。1919年6月，吉野在《新人》雜誌發表題為《關於北京大學學生風潮事件》的文章，除肯定五四運動的方向外，特別指出其背景為“兩三年來，北京大學在蔡元培統率之下，思想煥然一新，歐美之新空氣遂極濃厚。最近新發行之雜誌如《新青年》《新潮》尤極力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倡言‘文學革命’”。[4]1920年5月北京大學師生訪日團在東京大學與該校“十七日會”聯合舉辦演講會，其間東大學生田民演說《中日文化之結合》，認為“中國新文化運動與日本新文化運動實有共通之點，應結合以圖共進”。[5]吉野等人的關注重點在社會政治活動方麵，由此顧及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作用。
堂堂正正地介紹和批評中國新文化運動的發端之人，便是後來以研究中國近世戲曲史聞名於世的青木正兒。1920年，他在京都和小島祐馬、本田成之等人創刊《支那學》雜誌，於第1—3號發表長篇論文《胡適を中心に渦いてある文學革命》，這是迄今所知國際學術界最早正麵報道研究中國文學革命的論文。文章劈頭就說：“中國文壇近年來革新趨勢頻頻高漲，人稱文學革命。概言之，即鼓吹白話文學。”該文詳細介紹了從1917年《新青年》發表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到陳獨秀響應，錢玄同、劉半農附和，與“王敬軒”論戰，《新潮》繼起，小說戲劇改良的全過程，涉及文學革命的各方麵。同期書評欄還刊登了青木為胡適的《嚐試集》所寫的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