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後的新文化運動，在辛亥革命以後相當沉寂的中國思想界激起軒然大波，許多方麵成為研究者心目中劃分傳統與現代的界碑。然而，這場對於國人而言至關重要的“文化革命”，從世界範圍來考察反應卻相對平淡，既沒有政治革命或社會風潮的轟動，更缺乏思想文化上的共鳴，以致研究者很少將目光投向這一方麵。個別觸及此事的論著又不免失之偏弊。本來新文化運動倡導輸入新知，更新舊物，從西方引進一套近代理念，以取代傳統規範，正是西洋人士長期以來千方百計所欲達到的精神目標。但此時恰值歐戰興起，天下大亂，歐洲中心觀動搖，東方主義興起，中國人所仰慕的新知，在彼邦已成舊物。而在國人奉為革新榜樣的日本，風尚也由歐化轉而國粹。除了與中國同病相憐的韓國知識界，東西列強國內各界關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是漢學家和少數報道中國問題的新聞記者，而且前者的態度較後者更為積極。新文化運動的要角胡適自稱生平抱三個誌願，即提倡新文學、提倡思想改革和提倡整理國故[1]，這大體也就是新文化運動的三個主要方麵。海外反響基本圍繞這些方麵展開。
[1] 《胡適日記》手稿本1930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