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成立後，按照1913年教育部公布的大學規程，文科下設曆史學門，再分中國史及東洋史學、西洋史學兩類，其課程為史學研究法、中國史、塞外民族史、東方各國史、南洋各島史、西洋史概論、曆史地理學、考古學、年代學、經濟史、法製史、外交史、宗教史、美術史、人類及人種學、西洋各國史、中國史概論等。[1]但是北京大學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並未開辦曆史學門，隻是在預科及文學門的言語學類開設史學課程。
兼任（隨即改哲學係專任）該校文科史學教授的陳黻宸，於1913年寫成了《中國通史》20卷，分朝代依次敘述自春秋至清代的曆史。陳氏繼編輯京師大學堂中國史講義後，曾在任廣東方言學堂史學教習時，借鑒夏曾佑《最新中學中國曆史教科書》編輯曆史講義。[2]其《中國通史》很可能被用作北京大學的教學，至少是參考書。夏氏的教科書本來是為中學而編，但後來多次再版，不少大學教師和研究者頗有好評，其分章節的編排體例一改中國傳統史學著作的舊貌，很長時期內無人可以超越，1933年更被商務印書館列入大學叢書。1935年陳寅恪授課時評論當時坊間教科書，雖然認為夏著已經過時，但仍為“最好”的一本，“作者以公羊今文家的眼光評論曆史，有獨特見解”。[3]
夏曾佑的教科書自成係統，便於講述，但其中牽強附會，甚至削足適履處也不在少數。如果用作大學曆史係的講義，問題便無處不在。除了史料處理的當否外，簡單進化論的解釋框架也不能令接受西學日益豐富的民國學人和學生感到滿意。1917年蔡元培接掌北京大學，於暑期後改革學製，文科增設史學門。[4]其課程設置為：中國通史（陳漢章）、地理沿革史（張相文）、東洋通史（錢碩人）、法製史（陳漢章）、學術史（葉瀚），另有特別講演中國史學通義（黃節）、人地學（鐸爾孟）、《史記》探源（崔適）。[5]相比之下，似較京師大學堂時期的章程規定還有退步，尤其是輔助學科的課程，除地學外，幾付闕如。陳漢章的中國哲學史據說是一年下來隻講到“洪範”的，講中國通史大概也如出一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