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同意許冠三教授的論點，將在西學籠罩下近代中國的學術轉向視為科學化的進程，那麽依據王晴佳教授的看法，“所謂科學史學，可以分為兩種：一是對史料進行謹慎的批判，力求寫出所謂的‘信史’，成為‘客觀的’或‘批判的’史學；二是對曆史的演變作一解釋，尋求一種規律性的東西。”康有為的疑古與托古，既表現了強烈的懷疑、批判精神，又提出了係統的曆史解釋，“以後中國的科學史學，正是在這兩個方麵同時開展，在不同的階段互有消長、互有補充，演化成一種多姿多彩的局麵”。[1]不過，兩分法是就大體而言，所指出的各種學派之間內在的繼承、演化關係，也是整體的作用，且存在於學者的理念之中，如果具體論證實際的曆史過程，則互相對立乃至排斥的傾向更為明顯。
前一路線的科學史學，最清楚的發展應是從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到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而且至少在宣言上有愈益趨於極端的傾向。[2]到1928年傅斯年發表《曆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更將此一路徑與其他流派清楚分界，其中也包括後一路線的科學史學。傅斯年宣稱：“曆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他反對疏通，貶抑推論，主張存而不補，證而不疏，認為研究者如要“發揮曆史哲學或語言泛想”，隻能作為私人的事在別處進行，而不得當作研究的工作。並且聲稱：“我們不做或者反對所謂普及那一行中的工作。”因為“曆史學和語言學之發達，自然於教育上也有相當的關係，但這都不見得是什麽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隻要有十幾個書院的學究肯把他們的一生消耗到這些不生利的事物上，也就足以點綴國家之崇尚學術了——這一行的學術”。[3]恰如近代歐洲一般教育中拉丁文和希臘文的退步與其學問上的進步成正比，傅斯年的意思，顯然希望中國也如此發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均取法於外國，史學和相關的語言學在一般教育中逐漸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