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1930年，在國學的名目下，以史學為重心的中國學術呈現一大變局，這一關鍵性轉折，所包含的問題極多，早已引起後世學人的注意。近年來，由於總結20世紀學術等各種機緣，有關問題再度成為學人探討的中心。[1]不過，所論主要從學術研究本身及其背景著眼，各人的見解相異處亦複不少。而當時教育製度根本改變，大學分科教學的專門化、現代化與本土化，實為影響史學轉向並造成流派分界的重要因素，前人則尚少具體論及。由此立論，可以進一步深入認識轉向的成因、變化的階段以及分歧的關鍵。
[1] 最近的論文，主要有王晴佳：《論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方向性轉折》，錢伯誠、李國章主編：《中華文史論叢》第62輯，1～83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羅誌田：《“新宋學”與民初考據史學》，《近代史研究》，1998（1）；杜正勝：《無中生有的誌業——傅斯年的史學革命與史語所的創立》，《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紀念文集：新學術之路》，1～41頁，台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