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授曆頒朔二百餘年”，據《大遼古今錄》稱遼聖宗統和十二年（994）開始向高麗頒正朔。[33]宋朝周邊強大的民族政權崛起，這些民族政權頒定自己的曆法正朔，與宋朝在頒曆這一象征性資源上展開爭奪，形成了多元競爭的頒曆格局，折射出漢唐單一中心的朝貢體製和文化認同體係受到的挑戰，這是宋朝不同於以前的局麵。
宋神宗已經留意宋朝曆法與鄰國的異同，命提舉司天監集曆官考算奏聞“遼、高麗、日本國曆與本朝奉元曆同異”[34]，這種對比考量背後應當有各政權間頒曆競爭的背景，但事實上已承認“本朝”隻是眾多頒布正朔政權中的一家。《遼史·曆象誌》據遼耶律儼等著作詳考遼、宋、高麗朔閏的異同，同樣關注到了當時並立的頒曆中心。宋朝力圖在曆法上比周邊少數民族政權更優越，準確的曆法象征著更能代表天意，是天命所歸的重要證據，宋朝與遼、金等周邊民族政權在頒朔布正上充滿了競爭，宋朝頻繁的改曆也有這種曆法競爭焦慮的背景。宋寧宗年間改曆頒定《統天曆》《開禧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傳言北方金人的曆法已經領先。[35]遼、金等也通過改曆等手段不斷完善曆法與宋朝競爭，遼最初使用五代後晉的《乙未元曆》，後來遼聖宗統和十二年改用《大明曆》；金天會五年（1127）司天楊級造《大明曆》，金天會十五年（1137）頒行，金大定年間又重修《大明曆》。[36]遼的《大明曆》就是劉宋祖衝之編製的《大明曆》，《遼史·曆象誌》照錄《宋書》所載祖衝之《大明曆》；金的《大明曆》據史載是增損宋的《紀元曆》而成。[37]周邊民族政權在對外征服戰爭中將曆法推行到被征服地區，同樣將奉正朔視為實現治權的重要表現，而且在曆法頒定、正朔確立上與宋朝充滿了競爭。從文化上講，遼、金的曆法是沿用或借鑒中原王朝的曆法，它們與宋朝的競爭屬於華夏文明曆法係統內不同體係的競爭，所以不是削弱了華夏曆法的影響，相反通過頒曆競爭更強化了華夏曆法體係，使之在東北亞地區保持了持久的影響力，形成強大的文化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