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生活在由時間、空間這些“先天的感性形式”（康德語），以這些基本感知架構“切割”後形成的可以理解的世界中，無論宏偉的政治抱負還是普通的日常生活，都是在時空坐標的預設中展開的。從政治的層麵講，國家權力結構和秩序安排的合理性很大程度上就建立在這種預設上麵，自上古時代起，古人就從星空的運行中尋找世俗權力的基礎，並力圖證明帝國權力是這種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和日月運行、四季更替一樣是上天意誌的表現，以此神化世俗權力，從而建立起一套解釋宇宙生成演變，論證王朝合理性的政治神學。掌控時間劃分規則的權力，是一個文明得以成立並保持影響力的基本前提。近代以來，西方世界的偉大成功之一就是消滅了不同文化對時間多元性的理解和感知，以線性矢量時間觀念取得了為時間命名的權力，這種時空特性與進步等觀念形態緊密相關，現代國家邊疆形態就附生在這些現代性的基本架構之上。邊疆形態不是現在人們看到的理所當然的那種狀況，它們是和某種文明形態聯係在一起，是從這種文明形態中生長出來的，是特定文明形態的展開形式之一。尤其是文明形態中具有基層架構的時空觀念對邊疆形態具有重要影響，歸根結底邊疆是一種權力位置關係的標識，存在於特定時空之內。反思不同時空文化背景對不同邊疆話語形態形成的影響，有利於我們深入認識這些不同邊疆形態和邊疆話語理論，並探索其交流、對話和理解的可能性，從一個更廣闊和深入的視角探討邊疆問題。
[1] 關於時空形態與文明轉型關係的討論參見[德]阿萊達·阿斯曼：《現代時間管理機製的興起與衰落》，成都，四川大學演講，2015-12-04；[美]司徒琳主編：《世界時間與東亞時間中的明清變遷（上卷）：從明到清時間的重塑》，趙世玲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