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降一事《賀誌》所記為“立遣合等齎蠟書，乞李公自來則降”，說明李德輝親到釣魚城受降是王立提出的條件，《李狀》《元史·李德輝傳》均未明言親來受降為王立提出的條件，而《元史·賀仁傑傳》亦有此細節：“複遣合等奉蠟書告德輝，能自來，即降”，可能是取材於呂撰《賀誌》。對勘上文所舉賀仁傑神道碑所言熊耳夫人謀劃李德輝親來受降之事，可以印證呂域所言有據。呂域此時正在西川行樞密院中任職，故能熟知這些招降細節。
受降過程中，東、西院矛盾尖銳。《賀誌》記受降之時，“十五年春，李公來與東院官同受立降，同犒賜，署立招討使矣”，行文用兩個“同”字，強調東院參與並認同了釣魚城王立的投降。《元史·賀仁傑傳》與《賀誌》相同，也記載東、西院同時受降：“德輝遂從五百騎至釣魚山，與東院同受立降”。蘇天爵《呂文穆公神道碑銘》：“忠宣請與東樞府同受降。已而後期不至，忠宣承製署立仍安撫使、知合州”[10]，據此則東院沒有參與受降。《元史·呂域傳》與《呂文穆公神道碑銘》說法一樣：“德輝請與東院同受降。後期不至，德輝承製授立仍為安撫使，知合州”，而且《元史·呂域傳》與《呂文穆公神道碑銘》文字也大致相同，前者當取自後者。《李狀》《元史·李德輝傳》《賀公神道碑》都沒有提到東院是否參加受降。《中書左丞李忠宣公行狀》卻詳載一段李德輝與東院爭持的情節：“公從兵才數百人赴之，東府害之，來爭，有言：‘前歲公為書招玨，誠亦極矣，竟不見寤，無功而還。今立玨牙校也，習狙詐，不信人，特以計致公來，使與吾爭垂成之功，延命晷刻耳，未必定降。定降，公冒吾圍而來受，何物視我？必不汝進！’公曰：‘前歲合以重慶存，故力可以同惡，今孫〔係〕孤絕，窮而來歸，亦其勢然。吾非攘若功者，誠懼汝憤其後服，誣以嚐抗蹕先朝，利其剽奪，快心於屠地也。吾為國治此民，豈計汝嫌怒為哉！’即單舸濟江，薄城下，呼立出降，安集其民”[11]。可見雙方對受降爭議極大，沒有達成共識。東院所言：“公冒吾圍而來受，何物視我？必不汝進”，明言李德輝的行動沒有把東院放在眼裏，東院強硬地不許李德輝前往。李德輝看來是突破東院阻撓，單獨行動，“單舸濟江，薄城下”，可見從兵也被東院阻擋，沒能夠跟隨。由當時情景可以推想，東院其實沒有參加受降。呂域《賀誌》強調東院同時參加受降，可能一是呂域未前往受降，具體細節不清楚；二是後來呂域向賀仁傑轉呈此事時，咬定東院參與默認受降，後又反悔羈押王立，有利於此事的最終裁決上使東院被動。《元史·李德輝傳》幾乎全襲《李狀》，唯刪去東院所言最強硬的那幾句話（“公冒吾圍而來受，何物視我？必不汝進！”）。此前東、西兩院達成默契，東院獨自圍攻釣魚城，東院的這幾句話的確言中了李德輝越境受降的逾權行為，《元史·李德輝傳》刪去關鍵的這幾句話使整個事件的曲折細節不清。從這點上也可看出，作為《元史·李德輝傳》史源的《李狀》明顯保留更多關鍵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