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這一年，張威罷職後不久就死於利州；一年後的嘉定十四年（1221）十一月，安丙去世；再過一年的嘉定十五年（1222）四月，安蕃去世。四人中程信活的時間較長，宋理宗時，他還在蜀口負責防禦，當時侍禦史李鳴複在輪對中提到了程信。[45]所以，立於嘉定十三年（1220）的生祠估計很快就沒了香火，《鼎勳堂記》也隨之湮沒。通過對這一碑刻的研究，我們可以加深對於當時蜀口政治軍事情勢的認識和了解。
（1）《鼎勳堂記》涉及或間接涉及的四個人物，除安丙以外，其餘三人都是南宋川陝武將、官員中的“二、三線人物”，但就是這一級別的人物，在蜀口同樣有生祠，這反映了蜀口作為軍事特區的一些特點。軍隊將佐對當地地方行政和百姓生活影響巨大，而縣令作為最基層的親民官一方麵要撫定治下百姓，另一方麵也必須滿足上方為軍事行動而進行的物資人力調發，他必須在這兩方麵搞好平衡，立碑的大潭縣縣令郭憶就是這樣一個角色。仔細閱讀這塊頌德碑，尤其著眼於歌頌三人的愛民保民：“民以輯寧”“百姓便安”“始終吾民，仁厚一心”等。這雖然可能不完全符合事實，有奉承之嫌，但立碑者的用心和願望還是明顯的，在這種擁有強大權力的邊境將佐轄區內治民，唯有通過這種軟的頌揚來曲折地規範軍人的行為。如果這種奉承可以取得一定效果，讓軍隊在調發民間資源時哪怕有一點收斂，這種立生祠樹功德碑的奉承還是劃算的。尤其是碑文歸結了地方希望表達的觀點：不重民保民，軍事上的成功不可能長久。如碑文所總結：“夫有以振之於其始，而無以保之於其終；知所以震讋中外之心，而不知所以培□戰守之本，則暫成而輒廢，方寧而遽擾，可立待也。”這種曲折的智慧本為古代官/民、上/下間的一種普遍情況，隻是在蜀口這種特殊地方表現得更為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