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炎元年（1127）五月，宋高宗在應天府即位，按照慣例接受宰臣之請，立生日五月二十一日為誕聖節，名為天申節。其時正值國運艱難之際，南宋朝廷前途吉凶未卜，宋高宗對天申節的處理也很低調，寢罷群臣上壽常禮，群臣隻在佛寺中設祝壽道場，或到閤門、後殿拜表稱賀。宋高宗在詔書中說：“朕承祖宗遺澤，獲托士民之上，求所以扶危持顛之道，未知攸濟。念二聖鑾輿在遠，萬民失業，將士暴露，夙夜痛悼，寢食幾廢，況以眇躬之故，聞樂飲酒，以自為樂乎？非惟深拂朕誌，實增感於朕心，所有將來天申節百官上壽常禮可令寢罷。”[2]
建炎二年（1128）四月十六日己巳，詔天申節郡縣錫宴勿用樂；建炎三年（1129）四月十六日，又重申因二聖未歸，郡縣錫宴勿用伎樂。[3]當時正值內憂外患之際，朝廷草創，沒有精力與財力搞聖節慶典。宋高宗正確地估計形勢，明智地采用一種低調的姿態處理天申節。詔書中特別突出民族危機，家國危亡，天申節這種皇帝私人節日很自然地與國家、民族命運相關聯，這是宋高宗希望利用聖節來達到喚起民族意識，重建國家的目的。而且在天申節詔書中宋高宗不失時機地顯示自己憂患圖強，臥薪嚐膽的“姿態”，這對當時鼓舞士氣，增加新朝凝聚力是有一定作用的。天申節的低調姿態在南宋初年一直是作為一種節儉務實作風的象征，葉夢得稱頌宋高宗：“乃者天申節上壽，作樂抑而不行；貢奉之物非天地宗廟陵寢所須，卻而盡罷；天下皆知陛下約已思艱之意，堯舜無以過。”[4]皇帝在天申節時帶頭約己思艱，以此戒飭地方凡事應從儉務實。這種低調的姿態一直維持到紹興十三年（1143）。
南宋草創之際，對士大夫而言，是要在民族危機之中重建家國；對宋高宗而言，是要保住意外得到的皇位，樹立皇權權威。在天申節中，皇帝私人生日已完全國家化，加之宋金之際民族矛盾激化的背景下，聖節既是皇權的象征，又是民族、國家的象征，天申節承載的意義變得豐富複雜。在與金的外交活動以及與地方武裝的關係中，天申節是皇權的象征，更具有了民族尊嚴、民族認同等多重含義。在這些場合中，天申節所代表的民族、國家、皇權是同一的。南宋初年的特殊時代，聖節慶賀很容易激起人們感時傷事的故國之歎與民族情感：“漫說南風入舜弦，傷時撫事益淒然，愔愔新綠愁鴝鵒，悄悄殘紅拜杜鵑，心折更聞胡部曲，眼明那複禦爐煙。蒜山瓜步江南北，寶鑒經囊若個邊。”[5]黃彥平這首感詠聖節的詩應當作於南渡以後，詩人在天申節感事抒懷，其中包含的故國家園之感歎，以及傷痛失國的民族情感是我們完全可以感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