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3世紀，中國擁有幾個相互競爭、邊界變動的正朔頒布中心，與此多元時間標準頒布中心對應的是幾個並立的朝貢中心。宋、金對峙期間，無論對藩屬的賜曆還是與敵國的曆爭，都共同構成了多極朝貢體製下時空厘定的不同層麵。但總的趨勢是在競爭中趨同，最終結果就是元朝建立以後正朔再度由中央王朝統一，朝貢中心也由多元歸於一元，至元十八年（1281）《授時曆》的頒行就是一元中心重新確立的標誌。《授時曆》集古代曆法之大成，又有前人沒有的多項開創，成為後世新法之源，一直沿用到明代，前後共行用364年，可以說是我國古代使用最久的曆法。[44]《授時曆》的象征意義也是意味深長的，因為與此同時，13世紀中葉以後，東亞的地緣政治格局重新厘定，包括安南、交趾、高麗在內的廣大東亞地域繼漢唐後又重新統一在一個正朔之下，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近代。一般來講，《授時曆》頒行的地區基本就是華夏朝貢體製有效運行的地區。時間標準的厘定和朝貢中心的確立密不可分，認識這種聯係，有利於我們深入、全麵理解華夏文明圈朝貢體製和文化認同形成、維係的一些特點。
[1] （宋）汪藻原著：《靖康要錄箋注》卷一五，第3冊，王智勇箋注，1603～1628頁，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8。
[2] （元）脫脫：《金史·曆下》卷二二，第2冊，523～524頁。
[3] （宋）汪藻原著：《靖康要錄箋注》卷一五，第3冊，王智勇箋注，1581頁。
[4] 《要錄》卷六二，紹興三年正月己巳條，第1冊，812頁。
[5] （清）徐鬆輯：《宋會要輯稿》運曆二之一八，第3冊，2153頁；（宋）王應麟輯：《紹興渾儀》，見《玉海》卷四，118頁，京都，中文出版社，1986。
[6] 《要錄》卷一五〇，紹興十三年十月庚寅條，第3冊，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