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對媒介的改良，關鍵在於控製媒介，在於我們的控製能力。雖然我們常犯錯誤——今天、昨天、明天都犯，而且為數不少，但掌握技術總是好事，理所當然。我們掌握的技術總是勝過我們不能控製的技術，我們可以用掌握的技術去做這樣那樣的選擇。如果技術超越我們的控製能力，我們不能進行選擇，那麽我們與環境的關係，就像是無智能的有機體那樣可憐。除非有人爭辯說，對萬物、對地球而言，無智能的有機體比人更強，而且爭辯說，我們增強控製力不是進步，而是退化——倘若如此，我就樂意對他做出讓步，繼續討論已經毫無意義了。然而如果你相信，人的理性和他以前的生物比較，是意義重大的進化，而且相信這個道理是不言自明的，那麽我就請你繼續往下讀。
麥克盧漢認為，理性是希臘人“編碼的線性思維方式”產生的後果（見Stearn，1967，p.270）。換言之，理性是拚音字母的產物。他在堅持論斷、舉例證明時，保持著高度的理性精神（Levinson，1981a）。無論如何，他傾向於這樣的認識：人類曆史的整體和局部都是技術影響產生的結果，我們幾乎完全不能控製技術的影響，而且常常對技術的影響一無所知。事實上，他對我們缺乏控製力的強調，使他對價值判斷的抗拒能自圓其說：倘若我們真正對媒介最深刻的影響和衝擊力麻木不仁，倘若我們真像那喀索斯那樣，在癡迷追求自己的水中倒影時憔悴而死，那麽如果要判斷哪一種媒介孰優孰劣，還有什麽意思呢？反正，對於這樣命定的東西我們無能為力了。
然而，媒介的曆史，尤其是我提出的所謂“補救性媒介”證明，我們的確是有控製能力的。我們發明了窗戶。對於原來的牆壁來說，這是改善。比起笨拙的不透光的牆壁，或者有孔而不保溫的牆壁來說，有窗戶的牆壁的確好多了。後來我們發現，窗戶的發明使窺視者能夠往裏看，於是我們又發明了窗簾。我們發明了電腦的運行軟件“視窗”。對於DOS枯燥無味的準確性和Macintosh好玩的模糊性來說，“視窗”是一種改進。當我們發現“視窗”的問題以後，我們可能要發明和窗簾一樣的東西（換言之，回頭看第7章，起訴微軟公司搞壟斷是太離譜了：其產品隻要有用就會走紅）。還有許多例子能夠說明，我們對媒介出現的問題做出回應，改進媒介，是富有理性的。窗戶和視窗僅僅是其中的兩個例子而已。我們不是討厭不在家裏時接不到電話嗎？所以我們就發明了補救這個缺憾的電話錄音機（實際上，愛迪生1877年發明唱機時，他首先構想的用途是錄音。那是在貝爾拿到電話專利的第二年）。我們不是因為受電視日程的支配而感到遺憾嗎？那麽我們就發明錄像機把自己從電視的鐵腕統治下解放出來吧。（關於補救性，媒介詳見Levinson，1997b；關於窗戶是原型媒介的早期討論，詳見Wachtel，1977/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