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上的白紙黑字變不了，無論手寫裝訂的書還是大批量印製的書都是如此。這就足以說明，為什麽不是別人而是作者本人要校對勘誤，然後才敢把黑字固定在白紙上。印刷機問世之前，原創性的文本和經典文本比較，數量是很小的。修士們抄書的工作日程，就是確保在保存珍貴的古代知識時，沒有歪曲的東西被塞了進去。
有人也許認為，印刷機使書籍的獨特性有所減少，所以它會使上述情況完全改變。在許多重要的方麵，情況的確如此。路德[2]宣告，人們可以自己讀《聖經》，可以在神聖的問題上不尋求教會的中介，因為印刷機可以印製足夠多的書來滿足教徒的要求。於是，人們在羅馬教會的門外思考《聖經》。同樣，雖然伽利略被勸誘到羅馬教廷去放棄他的哥白尼日心說，但是他的書在其他地方還是照舊發行，並進行抗辯。這個例子和其他例子說明，印在書上的文字是凝固不變的；一旦進入流通，連威嚴的羅馬教廷也對它奈何不得、無法修改了。一千多年來，凝固在書上的文字已經掀翻了禁錮的大門和守門人。
然而，印刷王朝又在新的層次上設置了自己的守門人，因為編輯和出版人承擔了簽發稿子的責任，他們要對滾滾而來的新文本的各方麵進行把關，從事實的準確到拚寫的無誤。其邏輯是，手稿中的錯誤，一旦進入數以千計的複製件時，問題就非常複雜了，因此印刷品需要守門人的特別注意。在手稿時代，拚寫的分歧多變，幾乎和發音一樣五花八門。到了印製的書籍裏，拚寫幾乎成了永恒不變的博學的徽章。
印刷機到來後，守門把關不是取消了，而是以新代老、放大加強了。這是媒介曆史上的重要時刻。教會本身作為出版質量的頭號仲裁者，被拉下馬了。但是，每一個印刷中心實際上成了與作者對立的教會，作者手稿的出版要得到它的首肯。起初，這種非集中化的受益者是民族國家。這些國家的君主們對羽翼漸豐的出版機構實行嚴格的控製。這個出版模式一直延續到20世紀的中後期。蘇聯的政治局實行的把關，和教會的統治集團一樣，是柏拉圖的哲學王（philosopher-king）守門思想。事實上，在廣播和其他新媒體的情況下，守門思想一直要延續到21世紀（關於出版業在歐洲的興起及其後果，詳見本書第七章，以及Levinson，1997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