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馬斯·格雷[1]在《墓園挽歌》裏抓住了文學成就和公眾認可難以傳世的殘酷性：“萬千的寶石，純美的光澤，平靜/深不可測的大洋，神秘的黑暗，承載/萬千的花朵，姹紫嫣紅，無人觀賞/幽香四溢，空中荒漠，枉自飄**。”（1751）
大約二百二十年以後，在網上革命的前夕，約瑟夫·阿加西[2]對他潛在的讀者說：“在編輯同意發表我的東西之前，在我的編輯得到出版商同意出版之前，我無法和你們交流。”（Agassi，1982，p.239）這段話找準了互聯網之前每一位作者麵對的障礙。除了親朋好友之外，除了幾份手抄本能夠流傳的範圍之外，如果他想把作品送到更多的讀者手中，他就必然要遭遇這樣的障礙。因為打破這個麵對麵的圈子，他需要傳播過程中另一方的合作。這另一方可以是一個人，也可以是一個組織，其任務是以充足的數量複製和發行作品。這就是說，在一定的意義上，作者的作品必須要得到起關鍵作用的第二方的批準。否則就隻有冒險在格雷《墓園挽歌》中所寫的萬神殿裏，了此一生，成為“一位不能放聲歌唱、默默無聞的彌爾頓。”[3]
也許，我覺得阿加西“心的呐喊”特別動人，因為我是他的編輯，他需要得到我的同意才能發表那篇文章。[4]不過，我自己也寫東西，所以我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知道他從那個角度描寫的沮喪情緒。我還知道，由於要得到出版商的同意，受到危害的可能就遠遠不隻是作者的血壓了。我知道，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1945）差一點胎死腹中，因為他的“美國朋友……征求一位著名的權威的意見時，這位權威的決定，這本書中的內容對亞裏士多德不敬……因此不適合送出版商出版。”（Popper，1974，p.95）可是，許多人認為這本書是捍衛自由的，振聾發聵，就像彌爾頓的《論出版自由》（Areopagitica）一樣。由於貢布裏希[5]和哈耶克[6]的即時幹預，波普爾的《開放社會及其敵人》才得以出版。阿加西給我賜稿時，我正在編輯波普爾的紀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