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多年前讀過一個孩子的故事，那是19世紀的事情，這個孩子的父母文化水平很高。夏天，他們讓孩子仔細研究草坪上的花，觀察其質地，看花瓣的大小，看樹葉的形狀和排列，看葉子在樹上的位置，看天空這個背景。父母很有把握，孩子將要成為博物學家，尤其是植物學家。可是他們錯了。這個孩子對田野裏花兒的色彩、形狀和位置的強烈興趣，是對這些東西本身的興趣。他要成為藝術批評家，而不是成為科學家。
那個孩子不是麥克盧漢——麥克盧漢是1911年出生的。但是，孩子對花兒的興趣，尤其是他與科學接近又大有區別的興趣，也可以用來描繪麥克盧漢的研究路子。20世紀30年代，麥克盧漢在劍橋大學上研究生院。這是劍橋十二使徒[1]、羅素[2]和穆爾[3]在世紀初期的聖所，是理查茲新批評文論的發祥地，也是布魯姆斯伯利文人圈子[4]的發祥地。麥克盧漢習慣把20世紀的科技產物當作原材料，他把這些東西用來構建理解世界的藝術大廈。因此，雖然原子裂變在理論科學和實際武器中顯然都具有非凡的意義，而且麥克盧漢也是這樣看的，但是他寧可把原子裂變當作一種看待世界的更好的方法——用原子流來射擊世界，而不是被動地讓原子流給世界提供照明，也不是遠距離研究原子。實際上，雖然在混亂中尋求理解的方法，正是杜威及實用主義哲學認為的最好的科學方法（唯一可靠的產生真理的方法），但是麥克盧漢總是堅決反對哲學家的桂冠。他說：“我不解釋，我隻探索。”他寧可從自己的探索中搜求和提供洞見，就像美酒香花的鑒賞家搜求和提供洞見一樣。因此，麥克盧漢和杜威的區別就像理查茲和穆爾的區別一樣大——雖然理查茲是穆爾的哲學弟子。麥克盧漢認為，哲學及其方法論論爭分散注意力，使我們不能夠鑒賞世界及其技術機製。這樣去理解絕對不意味著讚同這個技術世界，而是盡量直接把握它。這是麥克盧漢主張的方略。他認為這種方略最容易揭示隱蔽的效應。在這個意義上——他回避形式哲學，把科學當作人工製品——他的立場既是現代科學黎明期培根[5]的立場，即按照世界的本來麵目去看世界，而不是按照人家教你的方式去看世界，又是後科學時代的立場。他搜集科學發現而不是踐踏科學成果，否則我就不會覺得他的成果饒有趣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