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起源之後，字母表作為孤苦伶仃的媒介，曾有過一段十分艱難的日子。它寫成的東西常常隻能夠一次受到一個人光顧，也隻能靠一個人一頁一頁地用手抄寫。就連史前的圖畫、象形文字和聖書文字都比字母表強。前者可以讓人們一群一群地圍觀，無論這些人群的規模多麽小。因此，在同步性——同時在不止一個地方出現的重要的意義上，字母表實際上是邁一步退半步。當然，這本在意料之中。因為生物物種的進化也好，技術特征的演化也好，總是意味著交易和放棄，不可能總是清晰可見的、百分之百的跳躍前進，其改進隻能是總體上能最終達到，但不可能是完滿的（Levinson，1979b、1988b、1997b）。人的智能總體上是一個例外——他比進化過程中的一切先行者占有完全的優勢。但是，就利大於弊而言，個別的技術更可能是一種改良。
但是，字母表的隔離傾向（segregating tendencies）在一定程度上被印刷機顛倒過來了。斯特拉達尼斯[1] 的一幅蝕刻畫，描繪一間早期印刷廠的繁忙景象。畫上的題詞捕捉住了印刷廠的聲覺衝擊：“正如聲音能被許多耳朵聽到一樣，一篇文稿可以用掉千百張紙。”（轉引自Joseph Agassi，The Continuing Revolution，p.26）出版業日益增長的效益，可以給一個以上的人提供一個以上的副本——它的對象是公眾，而不是一個個分離的個體。出版發行量龐大的報紙和暢銷書，其效益更加顯著，報攤、書店和圖書館裏都可以找到報紙和暢銷書。
另一方麵，通過印刷術進行傳播從來就不像“許多耳朵聽到的”聲音那樣容易，也不像廣播電視傳遞聲音和相貌那樣影響深遠。而且，大多數書籍從來就不是暢銷書。就是說，它們在大多數地方都找不到，肯定在書店裏看不到。因此，雖然可以指責麥克盧漢把大量生產的文本和手抄稿一視同仁，都當成是字母—視覺文化，雖然他忽略了初露端倪的印刷術的電子—聲覺屬性，但他這個錯誤肯定是不嚴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