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最先注意到的，是當年開封的水係，其次則是城牆。
唐代崔顥詩中所雲“春風起棹歌”（《入汴河》），鄭毅夫的“畫船明月綠楊風”（《過汴堤》），所詠都像是今人經驗中的江南。這樣的一條河，今天的開封人已不能想象。清初顧祖禹撰《讀史方輿紀要》，引宋張洎所說“汴水橫亙中國，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盡南海，半天下之賦由此而進”（卷四六《河南一》，2104頁，中華書局，2005），下文說的卻是，宋室南遷之後，“故都離黍，江、淮漕運自是不資於汴，於是汴河日就湮廢。……明初議建北京於大梁，規畫漕渠，以浚汴為先務。……既而中格，自是河流橫決，陵穀倒置，汴水之流，不絕如線，自中牟以東，斷續幾不可問矣。”（同上，2110頁）我們所承，即此“幾不可問”的夢中汴河。水的命運係於政治設施與國之興衰。一部“汴水傳”，豈不就是自春秋至當代的中原地區興衰史？
《清明上河圖》的核心部分，是那道橫在汴河上的虹橋。明人王士性卻寫到汴河當水勢盛大時的可畏，說隋朝引黃河入汴，不過為隋煬帝南下舟船的方便，“不意河流迅急，一入不回”，而河北地勢高，汴河位置低，河南的土質又疏鬆，“任其衝突奔潰”，“遂為千百年之害”（《廣誌繹》卷三，224頁，中華書局，2006）。倘如此，則汴河之涸對於開封，還說不準是禍是福。
僅由地名看，古代中原地區，水資源絕不匱乏。若洧川，若臨潁，若延津，若商水，若滎陽，若汜水，若洛陽，若澠池，若汝陽、泌陽、淅川、濟源，若淇縣，若臨漳、湯陰，若涉縣，若汝州，無不因水得名。據宋代朱弁的《曲洧舊聞》，其時的洛陽一帶尚多稻田（卷三，25頁，商務印書館，1936）。但到了明末清初，缺水已是河南經濟社會生活的嚴峻現實。《日知錄》卷一二“水利”條：“古之通津巨瀆，今日多為細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日知錄集釋》，294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陸隴其也說其時的衛水，“非但無唐虞之泛濫，比班孟堅、酈道元之時，水勢亦迥然不侔矣”（《衛水尋源記》，《陸子全書·三魚堂文集》卷一○，康熙四十八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