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世事蒼茫

保持對學術工作的熱情——答《文藝報》約陳定家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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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定家:趙老師,您好!很高興有機會采訪您。當我接受采訪任務時,心裏突然蹦出了“標杆”兩個字。聽說北大中文係的老師把您作為優秀研究生的標杆,見到出類拔萃的女生,就誇她或將成為“另一個趙園”!我本人也多次見證過以您為標杆的情景。十幾年前,我向所裏一位先生請教問題,那位先生總是有意無意地以“趙園說”做評判標準。此後,我在好幾位同事那裏遇到過類似的情形。您看,這些令人敬佩的求學者和治學者,都以您為標杆,這算得上一種學者的成功吧?可是有人說您走上學術之路純屬偶然,治學之路也並非一帆風順。您能否先說說這方麵的情況?

趙園:您過獎了。“標杆”不敢當。我也聽到過您提到的那種說法,對那一種比方不可當真。我並不希望別人像我。事實上,我欣賞的年輕學人,包括女性,比如張麗華、袁一丹,各擅勝場,並不像我,倒是讓我覺得後生可畏。

我的“走上學術之路”,無非利用了1978年研究生招考提供的機遇。當時我在鄭州的一所中學教書,報考的動機,隻是為了逃離那個單位。我研究生的同班同學,大多是中學教師,我猜想情況和我類似,未見得當時就有怎樣的誌向。偶然性還在於,北大中文係在統計各考場分數時,我所在的考場漏計了一項分數。倘若這點疏失未被發現,我應當早已作為中學教師退休,在“頤養天年”。我不能因此說自己有怎樣的幸運。其實事後看來,得失很難計量。

走上“治學之路”後,應當說是比較順暢的。壓力不大,沒有深厚的已有積累的壓力,也沒有來自國外漢學的壓力。有些條件現在仍然有,即如沒有來自國外漢學的壓力。壓力不大,“餘地”卻比較大。我是“文革”後第一屆研究生,學術荒廢已久,大家都剛剛起步或恢複研究工作,而中國現代文學專業,十七年間屢遭重創,發展不充分,因此無論新手還是老將,都像是在拓荒。而這批“新人”即使基礎薄弱,卻各自在“文革”中積累了社會生活經驗;學識匱乏,卻不缺少對人事的理解力與識別力。這後一方麵是我所屬的人文社會科學工作者的一點“本錢”,盡管有限,卻很重要。我最近還在一個場合,談到毛澤東所說文科應當以社會為工廠,作為教育理念是有合理性的,雖然具體的路徑未見得適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