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揚：明清之際漢族知識分子特別是江南士大夫的抵抗非常強烈，死節者眾多，同時也出現了如王夫之、顧炎武、黃宗羲、方以智、陳確、孫奇逢、傅山等一大批篤守“忠節”的遺民在。在您看來，是什麽造成了明末知識分子的這種麵對忠義名節的決絕，後人常常總結為“有明三百年養士之報”。
趙園：“有明三百年養士之報”這種說法，無非由君主的方麵立論，是靠不住的。事實是，有明一代對江南、東南，經濟上的盤剝很嚴重，招致了士大夫的強烈不滿。東南賦稅重，是個說了二百多年的話題。有一種說法，認為朱元璋是在以此報複元明之交東南士人的依附張士誠。我以為明清易代期間江南、東南抵抗的強烈，與士大夫的動員力、組織力有關。江南、東南是所謂的人文薈萃之區，士大夫聚集了強大的力量。到了危亡關頭，號召、組織民眾的，往往正是士大夫。即使民間的抵抗，也會有士大夫砥柱其間。而士大夫較之民眾，更有倫理實踐的自覺。他們主導的抵抗，也更有可能堅韌頑強。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麽江南民風素稱柔弱，在元明易代、明清易代、甚至在明代天啟年間的“反閹”運動中，江南民眾的表現，都一反人們對那裏民風的成見，其英勇的姿態較之於被認為民風強悍的北方更搶眼。
張明揚：明朝遺民中有幾位對晚明苛政的批評非常到位，您在《想象與敘述》中也說到，籠統地以“忠”界定遺民可能尺度狹窄，拒絕新朝非即“忠於”故國。那麽，如果不僅僅是“忠”，還有什麽信念支撐著明遺民的“義不仕清”？
趙園：我想把這個話題拉開，先說一點題外的話。幾年前某個演出單位要搬演錢謙益、柳如是的故事，我應邀參與了劇本的討論。討論中有人提出要“顛覆”關於忠節的觀念，我表示不敢讚同。您大約已經注意到，我的研究涉及了“忠臣”、“遺民”，卻始終沒有正麵處理所謂的“貳臣”。這一方麵限於能力：錢謙益、吳梅村、龔鼎孳號稱“江左三大家”，是明清文學史上的重量級人物。而限於學術訓練，解詩，始終是我的弱項。我決沒有台灣學者嚴誌雄那種細讀、詮解錢詩的能力。此外，也由於處理有關的倫理問題的難度。我不讚同上麵說到的“顛覆”，自然不是由“忠明”著眼的，而是由知識人的“操守”這個更一般的道德標準著眼的。我不能接受將降附與抵抗等而視之的那種評價立場。我以為那種“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態度，最容易俘獲年輕人的心，我對此感到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