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錢理群先生有一次回憶1978年北大現代文學專業碩士招生考試時的情景，說當時這一專業計劃招六名學生，但報考有近八百人，您是這近八百人中脫穎而出的六人之一，您曾經說進入現代文學專業有命運的偶然性，能不能談談這一轉折前後您的境遇？
趙園：應當解釋一下，有近八百人報考王瑤先生的研究生，應當與王先生那年不要求外語成績有關——你看，“文革”後首次研究生考試，導師（或許隻是北大的老師）竟然有這樣的自由度！在王先生，也是僅此一次。他不要求外語成績，自然是“從實際出發”，世事洞明，是王先生的一大長處。他考慮到了這幾屆學生“文革”中的荒廢。如實地說，如若王先生要求外語成績，不但我和錢理群，我們的其他同學也多半到不了他的門下。
當時的我是鄭州的一名中學語文教員。那所中學“文革”中派仗激烈，人事遭到了較大破壞。選擇考研究生，像我一再說到的，更是一次逃離。所以能考取，我想是因為同考的七百多人準備都不充分，王先生隻能不得已求其次的吧。
前一時搜集“文革”中與讀書有關的材料，發現了一些可稱“豪華”的書單。而我，除了《魯迅全集》前六卷和一些蘇俄小說外，沒有更多的可供分享的經驗。我所在的地方沒有京滬的那種“沙龍”，我自己也不曾想到係統地讀書。我說當時的自己處在“無目標狀態”，過了一段“閑散的日子”。在整個社會都日益功利化之後，我其實很懷念那種狀態，很願意回到那種日子。
南都：明年是王瑤先生百年誕辰，我記得趙儷生先生在他的回憶錄裏有憶及王瑤和馮契兩位先生的文章，也曾談及王瑤先生和朱自清、聞一多的師生關係。趙儷生先生有個觀點是，弟子與導師，脫不開繼承和異化兩個方麵。您覺得，就弟子與導師的繼承與異化關係而言，您從王瑤先生那裏繼承或異化兩者何者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