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喬，知道你在討論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文化人的流動。這真是個好題目，在我看來，大有開發的餘地。我曾做過四十年代文學的研究，但對“流動”隻是因所研究的作家而略有觸及。真希望年輕學人能在大的視野中處理這個題目。
我對人的流動也有興趣，關於明中葉以降知識人講學和“黨社運動”中的流動，關於明清易代之際的“遊走與播遷”；正在處理的，還有與清初“流人”有關的課題。對你的研究計劃有興趣，還因為我自己剛剛完成的一項學術工作中，涉及了曆史地理、人文地理。我想這一部分文獻也一定是你的研究所需要的。
我早已注意到，為了校正以往偏重時間一維，空間維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盡管“時間思維”不可能被“取代”，但我們的確對空間維度忽視已久。無論你所研究的四十年代知識人向“大後方”的流動，還是我所處理的明清之際知識人的遊走播遷，都提示著空間、地域的重要性，有關的理論資源對我們想必有適用性。利用曆史地理、人文地理方麵的深厚積累，這種跨界的探尋，也會有助於打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視域。
考察大事件中人的命運，“流動”或許是一種值得進入的情境。經由具體人的流動——無論這個人是作家、學人，其他知識人，或普通民眾——有可能涉及曆史的複雜麵向。作為對象的，既可以是流動中的人，流動中的文學寫作，也一定會涉及被寫入了文學的“流動”，比如地理空間的變動如何作用於人物。關於那一時期，我曾經作為對象的，有所謂的“東北作家群”。東北作家中端木蕻良或許是闖關東的移民後代，對大遷徙有著深刻的家族記憶。他的《科爾沁旗草原》寫山東農民的闖關東，《大江》寫中國農民在抗日戰爭中的大踏步行走，都極力營造動**的氣氛，不惜將行進中的人物放大：巨大的人，巨大的步幅、跨度。端木的那些文字過於粗放，像是大寫意。《大江》算不上好小說，但你不難知道作者的雄心。讓自己的人物巨人般地走來走去，縱橫千裏地經曆“抗戰人生”，是很好的“創意”，隻不過作者力有未逮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