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獄起於順治十八年，定讞在康熙二年秋。關於其始末，文獻多有記述。汪曰楨所纂《南潯鎮誌》（《續修四庫全書》史部地理類），就匯集了大量有關文獻，其中《費恭庵日記》記述此案尤詳。用了今人的說法，日記作者費氏接近案發“現場”，較為知情。該日記的確展現了與事件有關的人事的無窮曲折，一樁大案釀成的詳細過程。
“莊氏史獄”又作“湖州史獄”、“湖州莊氏史獄”、“湖州逆書案”、“莊氏史案”。死於此獄的有七十餘人，另有百餘人遣戍。由今人的眼光看去，此案最荒唐、最可慘可笑之處，是對搜捕對象的不加甄別，處罰的苛酷不情：不但罪及刻工、書販，且罪及購書、藏書者。據涉案的陸圻的女兒陸莘行所撰《老父雲遊始末》，“凡刻書、印書、訂書、送板者一應俱斬”（該篇收入傅以禮《莊氏史案本末》卷下，1981年3月上海古籍書店據舊抄本影印）。〔1〕《費恭庵日記》則說，案發後就縛的，“尚有來拜年親戚及鄰舍來看者”。書賈陸某“方嫁女，婦女雜集，質明禍發，悉就縛”。關於“莊氏史獄”中家屬的牽連拘押，尤其陸圻、查繼佐、範驤諸家羈押中的情狀，以陸莘行所撰文字，記述最詳。如“男子發按察使監，獄卒分給鐵鏈”，“女子發羈候所”（後均發羈候所）；僅查、陸、範三姓，被逮者就有一百七十六人。
刻工、書販不論，對那些偶爾出現在現場的戚友鄰人、圍觀者，這實在是飛來橫禍，又有誰能為他們申冤昭雪？知名人士則不同。明末社局中的陸圻、查繼佐不論，即使較他們年輕的吳炎、潘檉章，都得到了相當的關注。也應當說，關於這種敏感事件，上述涉案人物，仍然是相對安全的話題。
吳炎、潘檉章作為青年才俊，雖不及陸圻、查繼佐的聲名顯赫，卻因了當時兩個最負盛名的人物的揄揚，而備受記述者的同情與惋惜。錢謙益與顧炎武雖不相能，卻不妨礙他們各以其方式鼓勵、支持兩個年輕人已然開始卻未及完成的事業，即為故明寫史。錢、顧一致認為吳、潘堪此重任。而且我注意到，無論錢還是顧，對於吳、潘，所持均非長輩對晚輩的提攜態度，而兩個年輕人對此也像是很坦然。曾以國史自任的錢謙益，將完成這一任務的希望寄托於晚輩，想必既心有不甘，又不無欣慰。而吳、潘之死的酷烈，則一定令顧炎武備受折磨，盡管他的那篇懷念吳、潘的文字，保持了一貫的節製冷靜。